交易未來的投機者：里歐 · 梅拉梅德的傳奇回憶錄

里歐 · 梅拉梅德的的自传。出生于波兰比亞韋斯托克的犹太人家庭，經由鐵路穿越戰時的西伯利亞，接著搭船前往日本，然後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數個月橫越太平洋，最後在美國尋得安身立命之處。也就是在美國，他在瞎打誤撞的情況下一頭栽進金融世界，藉著無比的勇氣和努力工作，他在這個領域內大放異彩，同時在交易和財務世界裡孕育了許多偉大的創新，他創設了美國全國期貨協會（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同時在1982到1989之間擔任主席職務，並且在芝商所成長為美國金融界最偉大機構之一的過程中，為他們提供了寶貴的指引與方向。

本书描绘了从波兰到立陶宛经过俄国再到日本的逃亡历程（这其中的细节是重要史料，杉原千畝救助的6000名犹太难民只有250名获得批准前往美国，有一半到了上海）。自己的成长经历（样样皆精，少年成名的全才）,父亲在波兰时就是有 影响力的劳动运动领袖，他自己则服膺哈耶克、弗里德曼，他任芝商所主席之后严厉处罚司空见惯的违规交易，创立國際貨幣市場。其中关于与中国的交往以及金融危机的部分值得一读。

逃亡

希特勒把當時的波蘭變成了一座死亡工廠，所有應該成為我的同班同學的人都死光了，他們本來應該要在課堂上學習地理學，卻被載運牛隻的火車送往集中營；他們本應該在課堂上寫作文，卻被送進毒氣室；運氣好一點的也必須挨餓受凍，同時被迫強制勞動。許多人被個別處決或甚至被當作人體實驗的對象。

在這段逃亡的過程裡，我的父母必須做出無數攸關生與死的決定，但他們身為教師，最關心的還是我的教育是否會因逃亡而中斷，所以他們做了兩件事。首先，只要我們在任何一個地方滯留超過幾天，他們就會要我在當地的學校註冊上課。對我來說，這可一點都不好玩，因為每次我都要再交新的朋友，學習各種不同的語言，其中絕大多數，現在全都忘光了。其次，我的父母也成了我的私人家教，舉例來說，在穿越西伯利亞的火車上，我的父親就向我解釋如何將華氏換算為攝氏，你必須要先減去32，然後再乘以5除以9。

就算納粹曾一度短暫離開，我的父母也從未認真考慮要回去比亞韋斯托克，這是因為我父親從來就不信任布爾什維克，這個信念也再度救了我們。納粹重回比亞韋斯托克的第五天，也就是1941年6月27日，他們舉行了一個重新奪回比亞韋斯托克的慶祝會，竟是以槍枝押著兩千餘名猶太居民遊街前往當地著名的大猶太教堂（Bialystok Grosse Shul），其中包括我們家族留在當地的所有成員。3這件事正好發生在猶太人家家戶戶點起蠟燭迎接安息日前。這兩千餘名猶太人被趕進大教堂後，納粹緊閉了所有的門窗、注入汽油，然後放火燒了大教堂。
當天在大教堂內的所有人都被燒死了，父母和我這輩子都無法磨滅這個記憶。現在比亞韋斯托克所剩下的，只有大教堂著名拜占庭式圓頂的燒剩骨架，做為後世追悼的象徵。

货币启蒙

我的父親給我的第一堂家教課，就是關於鉅額財務操作。我們最初滯留維爾納的日子裡，他有一次要我坐下來，向我解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貨幣。他拿出一張紙鈔，並問我是否知道是哪一國的貨幣，我認出來是波蘭鈔票，於是答道：「是茲羅提（Zloty）。」他點點頭後又拿出另一張紙鈔，那張鈔票跟茲羅提完全不一樣，我認不出來。我的父親告訴我那是一張立特（Litas）。立特是立陶宛貨幣的計算單位。
「你知道它們的價值是多少嗎？」他接著問我：「等值嗎？」
我小心翼翼的答道：「按照政府的說法，應該是吧。」
我的父親說：「現在就讓我們去找出答案。」
我們到附近一家烘焙坊，父親拿起一條麵包，然後問店家多少錢，對方答道：「一個立特。」
「好，我們要一條。」店家把麵包包好之後，我的父親拿出一張茲羅提付帳，店家一邊搖頭一邊大聲說：「不對，不對，是一個立特，兩個茲羅提。」4
我的父親接著向我解釋，這兩種貨幣的真正價值只能由它們在市場裡能買到什麼東西來決定，雖然公定的兌換率可能是一比一，但實際上一條麵包的價格是兩個茲羅提或一個立特，所以這兩種貨幣的購買力大不相同。
後來我們到了莫斯科以及日本東京，我的父親也用盧布與日圓分別重複了前述的教導。他告訴我，只有市場才能決定貨幣的確定值。
雖然我當時並不理解，但那是第一堂我父親所教給我有關金融財務的家教課，事後證明那就是有關市場動態基本事實的其中一個入門引介。這樣的教導一直跟隨著我，三十年後，雖然我並非芝加哥大學的註冊生，我還是設法溜進了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的課堂，聽他的講課，也印證了當年我父親所說的都是事實：真正的價值是由自由市場來決定。

杉原千畝

當時，杉原千畝請求東京的外務省允准他發出簽證，但讓他十分懊惱的是，他的請求被拒絕了。杉原千畝於是再度提出請求，「這些人不是罪犯，」他向外務省解釋：「他們唯一的罪過就是身為猶太人。」結果他的請求再一次遭到回絕，於是他又提出第三次請求，日本外務省還是斷然拒絕：「這件事與我們無關，你必須依命令行事。」
不過，杉原千畝的直覺卻有不同看法，他為外務省的決定感到掙扎。最終，還是人道思考占了上風。當時已經改信基督教的杉原態度嚴肅的對他的太太說：「我如果遵循政府的命令，就會違反了上帝的律法。」他決定發出無條件的簽證。
歡欣鼓舞的戈特沃斯趕緊去找他的朋友，著名的密爾經書學院（Mir Yeshiva）猶太教士艾利伊爾．波特洛伊（Elieaer Portnoy），同時鼓勵他也去申請簽證。然而，波特洛伊對杉原說，除非學院裡的300名學生都能獲得簽證，他不願意獨自取得，杉原也默許。很快的，猶太人社區都知道了這項計畫，於是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包括我的父母艾撒克．梅蘭道維奇（Isaac Melamdovich）、費伊葛．梅蘭道維奇（Faygl Melamdovich）還有我萊伯．梅蘭道維奇（Laybl Melamdovich）都跑去日本領事館排隊，並取得了類似簽證。
根據相關報導，杉原和他的太太由紀子在1940年8月，一共發出了2139份簽證，由於發出的簽證是以家長為對象，適用於所有家人，所以他們等於是救了超過六千人。

我們也向維爾納的朋友道別，特別是曼恩斯一家。我還記得自己告訴艾瑟，等我們長大之後會再相聚。只不過，納粹並沒有讓她長大。另外一位年輕的朋友瑪莎．伯恩斯坦（Masha Bernstein）和她的家人也獲得杉原千畝發出的簽證，並準備隨我們一起離開，但在最後一刻，NKVD發現她的父親馬特維是邦德黨的叛亂分子，她父親被捕後就下落不明，因此伯恩斯坦一家必須選擇，是留在維爾納等待也許會被釋放的馬特維，或棄他而逃亡。最後，他們做了唯一可做的決定。後來在紐約，瑪莎成為意第緒文報紙《猶太前鋒日報》（Daily Forward）的知名漫談專欄作家，我們也一直都維持著好友的關係，經常一起參加有關杉原千畝的紀念活動。
杉原千畝和他的家庭後來都受到日本外務省的處罰，被調往東普魯士、捷克和羅馬尼亞這類較危險的國家或地區。當蘇聯軍隊進入羅馬尼亞後，杉原一家還曾被關押在戰俘營中長達18個月。

長年以來，杉原的人道行為並不為人所知，後來國際社會得知後，杉原終於獲得了應有的讚譽與多項獎勵。1985年時，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Righteous Among Nations）給他，美國的大屠殺紀念館，也頒發了類似獎項。我個人則盡自己所能的宣揚他的人道行為，隨著時間推移，我那位於芝加哥的辦公室也成為杉原家人和日本政府官員經常造訪之處。杉原千畝逝世於1986年7月31日。

敦賀市到了，敦賀是一個恬靜安適的小海港。入港後，穿著傳統日本服飾的敦賀市民來迎接我們，這也是我首度見識到日本的和服，他們戴著草帽，臉上掛著笑容，為我們獻上鮮花、水果。我當時想，也許，這就是天堂？
所有人都很快的被帶往車站，搭乘火車前往神戶，所有的事都由日本的猶太人社群與猶太人委員會安排好了，所有的費用也都已經付清。
我的母親握著我的手小聲的說道，這是她兩年以來首次可以自由的呼吸，不再需要擔心是否有可怕的事要發生了。她的恐懼也成為我的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將之稱為比亞韋斯托克症候群。

我們的過境簽證理論上只有十天效期，但實際上則是直到日本政府要我們離開之前都有效。抵達日本後，難民都被要求正式提出前往另一國家的申請，大家一致的選擇當然都是美國，但以防萬一，申請愈多的國家愈好，因此，加拿大、澳洲和一些南美的國家，也都被列在名單上。
許多難民被允准前往加拿大，大約半數被允准前往上海──後來美、日之間開戰後，他們還留在那邊。在數千名到達日本的難民中，只有250名獲得美國政府批准前往，我們一家就屬於這少數運氣極好的一批。

杉原千畝當年所協助的6000人，一半以上獲准進入其他國家，大多數去了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剩下的難民則被轉移到日本所控制的上海虹口區，並且在日本與美國之間的戰爭中倖存下來。當時整個米爾猶太神學院（Mir Yeshiva）和泰爾西猶太法典研究院（Telshe Yeshiva）的學者，都是這樣逃過一劫──米爾猶太學院是唯一一個逃過大浩劫的東歐猶太神學院（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所）。

我的父親相信是因為他填在申請表格上的誠實回答，所以才獲准前往美國。他說其中一個問題是個詭計：「如果你獲准前往美國，你將如何生活？」如果你回答將找一份工作，就意味著你會搶走一份美國人的工作；如果你的回答是你不做什麼，那就意味著你將倚賴美國政府──不是一個好的回答。我的父親說他照實回答想擔任意第緒學校的教師──這是一個美國人本來就不太容易勝任的工作。
直到五十年後，美國國務院解密了過去的文件，我們才知道自己被批准來到美國的真正原因，那是因為我們的名字被列在納粹蓋世太保和蘇俄NKVD的追捕名單上，換句話說，我們是「瀕危物種」。當時是美國勞工聯合會（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和產業工會聯合會（CIO,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這兩個在政治上頗有力量的勞工組織把這份名單交給了美國國務院，他們知道我的父親也是邦德黨的一員──邦德黨正是全球勞工運動的姐妹組織。

當時的大多數難民，都無法取得自己的財產。因此常常有人問我，我們一家人逃亡的基金是從哪裡來的？答案是，我們的資金是由那些頗具歷史的組織，如：希伯來移民協助社（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以及朋友的慷慨資助。在日本的時候，猶太難民委員會（Jewish Refugee Committee）也設計運用了一種黑市操作，對我來說，不啻為另一個有關貨幣的教學。
在日本，個人持有外國貨幣是違法的，然而如果獲准離開日本，就必須把一定數額的日幣合法兌換成前往國家的貨幣。事實上，如果手頭沒有規定必須持有的外國貨幣，你就不能離開日本。以前往美國來說，你必須要有50美元，那大約相當於今天的1,000美元。
當年的難民手上根本沒有那麼多的錢，所以，一旦得到離境許可，猶太人委員會就會幫忙開一個戶頭，同時存入規定的日幣數額，到了離境當天，難民會和一位朋友（委員會代表）一起到銀行去，提出存款並按照當天的匯率換成美元。隨後，難民由這位朋友（假借送行名義）陪同上船，向船上的事務長報到，同時記錄難民身上有前往美國所需足夠的錢。這一切都完成後，那位「朋友」就會偷偷帶著先前換來的美元下船離開，然後到黑市再把美元換回日幣。以1941年來說，黑市可以換到公告價的兩倍甚至更多，這樣的利潤就可以幫助更多的難民。

2017年11月3日，我很榮幸獲得了日本天皇授予我的旭日勳章、金星和銀星勳章。這是日本政府可以授予非皇室成員或國家元首的最高榮譽。
這個勳章的榮耀堪比美國的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我是因為開創全球金融期貨市場、對日、美關係的傑出貢獻，以及促進世人了解杉原千畝總領事二戰期間拯救生命的事蹟而獲此殊榮。許多年之後，我小時候在東南亞的經歷使我對中國人民產生了類似的感情。1983年時，我以芝商所董事長的身分前往中國訪問。

到美国

身為一個年僅9歲的孩子，我很快就沉浸於民族大熔爐的美國生活中。我在進入羅威爾小學（Lowell Grammar School）就讀四年級時，還無法熟練使用英語──但也很快知道，無論身處何方，自己都可能被稱作「Dirty Kike」（對猶太人的輕蔑俚語）。這也讓我變得更為堅強，學會如何用語言甚至拳頭捍衛自己。

我和好友梅耶．賽爾澤合夥成為學校裡保險套的供應商。我們同樣從印地安納州大批進貨，再高價轉售給同學。那個年頭，身上帶著保險套是男性雄風的象徵──儘管根本沒有拿出來使用。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我很快就認清了期貨能夠對資本市場成長有所貢獻，它在風險管理有獨特功能，它可以對現金市場流動產生影響與衝擊；它在訂定價格中的內在價值，以及它可以在國家經濟中有整體貢獻。

意第緒語

戰爭前，我就已經會說意第緒語跟波蘭語，由於我父母的堅定信念，我們在家中只說意第緒語。多年間，我都在每星期五的猶太廣播肥皂劇中演出一個角色，從10歲起，我就在猶太人的圈子裡被當成神童──演戲的里歐。我甚至還曾經考慮過到好萊塢發展。我知道自己很擅長在公眾前面講話，聽眾愈多，我表現愈好，很多人都告訴我，我與他們見過的專業演說家相較毫不遜色。許多有關大屠殺的紀念活動，都邀請我前往朗誦詩歌。

1985年：與中國的聯結

我們當時按照所有貴賓來訪的慣例，計畫安排李先念及其隨行人員參觀交易大廳。然而，在他抵達的前幾天，美國財政部的一組特勤人員來到交易所，他們的職責是保護外國國家元首。我的助手卡蘿．塞克斯頓（Carol Sexton）──她正好也是芝加哥市長簡妮．伯恩（Jane Byrne）的妹妹──告訴我，財政部人員將在訪問前一天晚上，帶他們的護衛犬來徹底檢查交易大廳（簡妮．伯恩係於1979年成為芝加哥市的第一位女市長，她擔心被指責為裙帶關係，所以就問我是否可以幫她的妹妹卡蘿．塞克斯頓找一份工作，而不是讓她在市政府任職。我同意了，結果證明這對芝商所大有裨益，因為卡蘿．塞克斯頓非常稱職，也很快就成為我們公共關係部門的負責人）。我當時聞言有點吃驚，就請她去弄清楚對方帶狗來是要尋找什麼。她得到的回應是「任何可能有問題的東西」。我想了一、兩秒鐘，然後問道：「比如說，某種受管制的物質？」卡蘿肯定的點了點頭。
必須要知道的是，交易大廳裡擠滿了交易員和他們所僱用的員工，其中許多人是 20多歲和30多歲的年輕人，我不知道他們會在桌子的抽屜裡放些什麼東西──有幾百個抽屜。我花了大約十秒鐘的時間想像第二天可能出現的頭條新聞「中國國家主席在商品交易所交易大廳發現大麻！」，或者可能是「商品交易所在搞毒品交易？」
我立刻告訴卡蘿：「妳告訴財政部的人，我們不會安排參觀交易大廳，所以我們不需要狗來這邊。」後來，我們接待了李先念，但一直停留在可以俯瞰交易大廳的包廂裡。

中國在經濟階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路上也會有很多挫折──天安門廣場事件就是最悲慘的一次。那段時間，經常會有一位或多位中國政要來訪，我都很樂於在芝商所接待他們，漸漸的，我在中國被視為幫助他們發展資本市場和期貨的一位顧問。

來到芝商所的中國訪客中有位名叫成思危，他是一位備受推崇的經濟學家，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的資歷包括擔任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成先生擁有美國加州大學商業管理碩士學位，被人稱為「創業投資教父」──他推動了納斯達克式的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ChiNext）的誕生。這是一個把創業投資（風險資本）引入高科技公司的交易所。他過去的一些努力和我頗為相似，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成為了好朋友。有一次，我應成思危之請，在華府為他舉辦了一次午餐會，出席的有以推動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而出名的國會議員保羅．薩班斯（Paul Sarbanes）和麥可．奧克斯利（Michael G. Oxley）。
不過最重要的是，成思危把我介紹給他的親密朋友──博學多聞的王岐山先生。王岐山當時是中國政壇冉冉升起的總理級新星。2003年時，王岐山在擔任北京市市長時，採取了不同尋常的舉措，向公眾公開了有關SARS的所有資訊，據說這個舉措阻止了SARS的進一步傳播，王岐山也因此而獲得了世界的讚譽。王岐山隨後被任命為中國的反貪腐的主要負責人，也因為代表國家主席習近平打擊腐敗而聞名，後來成為中國國家副主席。

成思危將我介紹給王岐山有其至關重要的一面。王岐山有著深厚的歷史感，他也以強烈的哲學色彩和過去所發生事情的相似性，來看待這種感覺。我們在尊重法治和秩序以及我們的市場理念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共同點。他讀過我寫的書，經常會引用我在書中所寫的內容，也對美國的憲法推崇不已，認為是個天才之作。他告訴我，他非常尊重四位美國人：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美國國際集團（AIG）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莫瑞斯．雷蒙「漢克」葛林柏格（Maurice Raymond ‘Hank’ Green­berg）；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財政部高級官員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還有我。我很榮幸和其他三人並列。我和王岐山的友誼後來發展到，他告訴我，無論何時我到中國都必須拜訪他的地步。有一次，他讓我寫下他即將訪問美國商界的評論。還有一次，他要我幫忙為他即將訪問美國商界之行撰寫演講稿。

最重要的是，王岐山副主席接受了我所建議在中國發展期貨市場的想法，同時也要求我幫忙創建一個金融交易所，這就是後來的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CFFEX），這個交易所是以股票指數和其他金融工具上市交易。我於是組織了一場由諾貝爾獎得主麥倫．休斯和成思危主持的，有關期貨市場價值的研討會，我的個人聲明也逐漸在中國金融界傳開，經常應邀就芝商所和期貨市場的相關議題發表演說。我獲得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頒授榮譽學位，我的三本金融期貨著作，也被翻譯成中文，成為學校使用的教科書。此外，芝商所也發起了一個系統性的中國訪問計畫，交易所的人員因此可以前往教授和闡述期貨在資本市場發展中的價值。

出乎意料之外，王岐山在2018年被任命為中國國家副主席，這個任命也讓我自己涉入了國際關係領域。中美兩國最近的貿易戰爆發後，這位新任的主席要求我組織一個美國商業諮詢委員會（US Advisory Business Council, ABC），研究美中雙方商務，並告訴他在美國企業高層的眼中，中國究竟犯了什麼錯誤。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甚至慎重其事的以書面形式提出要求。我相信王岐山先生是打算利用這些訊息，來啟動一項中美之間的高層級談判，以化解美中兩國之間的分歧。

為此，我向時任美國常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理事會代表、現任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主席的伊沃．達爾德（Ivo Daalder）尋求協助。我們組織了一個由十位美國商界領袖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幾個月後，在芝加哥委員會經濟學家菲爾．利維（Phil Levy）和美國廣播公司一些成員的幫助下，我和達爾德向王岐山，提出了我們對中國必須改進事項的看法。
首先是制止盜竊智慧財產權，其他的項目包括解決網路安全糾紛、執行監管實踐方面對外國投資者的作法不一致、對平等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的要求、停止使用中國法規向外國公司施壓以迫使其轉移技術，以及要求在貿易問題上開放邊界。只不過這一切的努力突然被兩國公眾的要求和政府高層的回應打亂了。雖然我並不知道王岐山的努力是否真能完成其使命，但它可能促成了新成立的中美金融圓桌會議（China-US Financial Round Table, CUFR），我也被任命為該會議的成員。中美金融圓桌會議是由中國政府發起，目的則在於討論目前問題，並在中美私營企業部門間建立永久對話。

我敢肯定，中國知道它之所以能在相對很短的時間內，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主要是因為幾十年來，得到了美國有利政策的大力幫助。這個發展其實也對兩國都有利，我們從中國購買商品所花費的幾乎每一美元，中國人都會投桃報李購買美國國債或股票，因此兩國之間的這種長期貿易關係，使得美國消費者能夠以真正便宜的價格購買商品，並且讓美國得以不靠另外融資或者必須利用高利率融資，就能處理預算赤字的問題。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中美關係近期惡化，有的說法是中國想要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領先者，尤其是在技術方面，所以雙方之間出現了非常強烈的競爭狀態。但我認為競爭是健康的，並不需要變成敵對。多年以來，美國在許多領域與許多國家都有競爭，但並沒有影響到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在這裡想要說的是，中國因為我們開放邊界的政策而得利，但中國卻沒有對等的回報。例如，中國利用其所獲得的知識違反了網路安全的世界標準；另外，中國在人權方面的作為令人反感，尤其是中國最近針對香港公民的行動，更是讓人難以接受。
以上所述造成了彼此敵對的環境，這既不利於我們雙方，也不利於整個世界，它威脅到我們兩國之間的商業關係，做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我們必須找到克服分歧、促進共同利益的途徑。我堅信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有最高的評價，這種感覺是會有回報的。我們都有悠久的成就和熱愛我們各自的文化的歷史，我希望我們的理智和共同的智慧能夠堅持下去。但我現在好像已經想得太遠了。

造成大蕭條八個原因

因為利率極低而容易取得的資本。

場外交易衍生品的創建和銷售，例如：債務抵押債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在沒有完全了解（或關心）這些工具所存有潛在危險的情況下，將它們以巨額利潤魯莽棄售。班．柏南克有次在回答有關房地產恐慌的問題時說道：「次級貸款被打包在這些證券化資產中，而投資者一旦開始明白次級貸款會出問題，他們就開始害怕所有包裹在證券化資產中的東西。這就會造成恐慌和恐懼，並且導致拋售。」他說的完全沒錯，但責任在於首先創造出這些一無是處證券化資產的銀行。

評級機構授予上述工具AAA級認證。

銀行的資本要求過低。根據次級貸款要求，如忍者貸款（NINJA）條件：沒有收入、沒有工作或資產（都沒問題）來核發抵押貸款。

不合情理的財務槓桿。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後來所建議，有必要提高相對於銀行資產的資本要求，以防止金融機構出現高槓桿資產與資本比。

貪婪。顯然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急於獲得更大的即時回報，會不顧由此可能產生的長期風險，而採取不負責任、甚至更糟的行動。《巴倫周刊》的倫道爾．佛賽斯（Randall Forsyth）指出，場外交易市場的結構性投資工具已經等同於金融類固醇。

政府官員和政府機構──尤其是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要求支持和鼓勵向公眾發放廉價抵押貸款資金。

這些政府資助的企業在保障人民負擔得起房屋的任務中，居於核心地位，也因此成為2004年至2007年期間次級抵押貸款的最大買家，總數高達1兆美元。

金融危机

關於2008年金融崩潰所列舉出來的原因，毫無疑問都是可知和可見的──也可以稱之為完美風暴。總而言之，它們最終的破壞性後果也都是可以預見的，絕非所謂的「黑天鵝」。我的意思是，單憑一、兩個因素都不足以吹響警哨，但這麼多因素的匯合，應該足以召來消防隊了吧。

我認識許多私營部門的人，他們經歷了1987年和2000年崩盤的痛苦，然而連我都可以看出來崩盤前幾年正在發酵的相似之處，我卻不記得聯準會或其他政府機構中有多少人發聲，或發出足夠響亮的聲音來提出警告。

然而在2008年的次貸危機中，我們並沒有讓市場順應其自然規律，我們藉由問題資產救助計畫和量化寬鬆（QE, Quantitative Easing），阻止了失敗和重建的自然發展。12採取這種作法，我們一定違反了一些基本的市場機制。也許我們的干預，產生了我們所不希望、也不理解的後果，時間將會證明一切。
我曾與參議員克里斯．陶德談及此事，他承認這是在美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行動，而且這不是自由市場的方式。不過他也做出了解釋：「當時每個人都在房間裡，鮑爾森、柏南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領導層以及各種委員會主席和財務顧問。有人告訴我們，要嘛我們同意鮑爾森的營救計畫，要嘛我們的國家就將無可避免的走進地獄。當場並沒有任何人爭辯。」

當時市場一開始崩盤，班．柏南克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想出了一個激進的、前所未有的解決方案：量化寬鬆。這本身就是一隻出乎意料的黑天鵝──一個由聯準會購買預定數量的政府債券或其他金融資產，以直接向經濟注入資金的貨幣政策。它被認為是你所能想得到最具開創性的舉措。13
但這也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令人吃驚。班，柏南克在2002年就曾經說過，你可以從直升機上把錢扔下去，解決通貨緊縮的問題，結果被人稱為「直升機班」。14事實上，柏南克的量化寬鬆政策是對凱因斯經濟學的一次大躍進，凱因斯經濟學在1930年代同樣主張治療經濟大蕭條的方法，是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稅收。15
當時金融界則是一片震驚，似乎陷入了癱瘓。不過他們好像也接受了柏南克就量化寬鬆這個議題對國會所做的解釋：「這是一項臨時措施，目的是要在這個危機時期為經濟提供支持，當經濟重新走上復甦之路時，我們就將不再需要那些措施。」

我猜想，在量化寬鬆Ⅰ和量化寬鬆Ⅱ證明經濟並沒有走向復甦之後，量化寬鬆Ⅲ可能就意味著這會是一個永久性狀態，同時創造了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略低於4兆美元的局面。當時國會沒有問什麼時候會停止，也沒有質疑我們恢復正常的過程。我們就像是服用了金融海洛因。據專家市場分析師大衛．羅森伯格（David Rosenberg）指出：「在整個2009年到2019年期間，經濟都處於只能維持生計的狀態。」換句話說，我們從未恢復正常，而且如果發生另一場災難，我們可能很難再次團結在一起應付。

以下是我所擔心的事：並不是只有我這樣想。我認為大多數有見識的觀察家都會同意，葛林斯潘對策是正確的作法──一個可以接受的，幫助經濟安全穿越馬路的聯邦之手。我沒有聽到任何人擔心它會違反自由放任市場的原則。但柏南克提出的量化寬鬆政策卻並非如此，它使得葛林斯潘對策看起來像是一個幼稚園玩具。有許多人指責並抱怨量化寬鬆政策嚴重違反了美國的自由企業體制，有些人甚至說，它將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終結開啟了大門。只能求上帝幫助我們了。

另一方面，即使量化寬鬆是一個大家認為絕對不能做的事，但大多數事情都有例外，那麼，現在難道不是這樣的時刻嗎？感覺上確實是這樣的。正如我對米爾頓．傅利曼所說：「為了實現我心目中的更大利益，我會在一定程度上就一項原則做出妥協。」小布希總統就說得更直接：「有時你必須放棄自由市場的原則來拯救自由市場的體系。」從這個角度來說，班．柏南克可能拯救了世界。為了彰顯這一點，我們把2014年芝商所梅拉梅德—阿迪提創新獎頒給了他。
然而，我所關心的是聯準會對2008年崩盤的反應，人們可以說這個反應奏效了（我只能祈求好運），而且將成為下一次金融崩潰的示警訊號。隨著每一次的災難，美國似乎離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越來越遠，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我們允許其發生，同時又讓「壞人」受到足夠的懲罰，從而清理市場的包袱，使得整個系統能重新再開始。

由於我們在2008年時沒有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因此我們的資本主義版本也被削弱了，以至於下次可能要付出更慘重的代價，一旦情況緊急的時候，聯準會就可能必須印出必要的鈔票，來為救助行動提供所需資金，以遏制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我衷心希望沒有下一次，但如果有的話，整個情況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資本主義也可能就會受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