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

三线建设

后来，我得知这里的许多工业企业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威胁的直接后果，毛泽东把中国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很显然，在当地人怎样看待我们这个问题上，这段历史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作者理解有误或者翻译有误，是由于苏联的核战威胁）

中国学生编的故事

我让学生们编一个故事，如果罗宾汉来到今日的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学生按照党的路线进行了描写：
罗宾汉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定居。一踏上这片土地，他就对这个和平的国家及其友好、勤劳的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颗明亮的东方之珠在许多方面都与英国截然不同。英国人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他们深受主人和剥削者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此外，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他憎恨那些依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剥削阶级，但他个人的力量似乎并不能够推翻统治者。
然而，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祖国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这不会加大贫富差距，而是带领人们共同致富。罗宾汉深知，他不必像在英国那样用武力夺走富人的东西。但中国仍然需要正义和勇敢，在发展中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不过，多数学生写的是罗宾汉忙于从贪官污吏和贪婪商人身上盗取财物。通常，他们让他置身于沿海的经济繁荣地区，如深圳、广州、厦门等，改革政策使经济获得了自由发展，而物质主义也成了万物之王。在他们编写的故事中，罗宾汉窃取富人的钱财来分发给农民们，而到头来他也总会被捕入狱。有时候，他还会被砍掉脑袋。有一个学生让他在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中成功地接受了再教育（从大牢里出来时，他成了一名侦探）。不过，多数时候是罗宾汉被抓获归案，不要指望这里有谢武德森林里那种理想化的绿色世界。中国的森林少之又少，警察总有办法抓住他。
我让他们进行了一番辩论，在中国当今的条件下，罗宾汉是否算得上是个好的模范人物，这一下子就把他们分成了两派。有人说他像毛泽东，是反抗非正义的革命者；他们把他比作长征中的英雄人物，说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人，中国将不知会走向何方。也有人说他是个反革命分子，这种人只会兴风作浪，阻碍经济的发展。他们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儿——难道你希望阶级斗争持续下去，并让罗宾汉搅和其中吗？
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争论的不再是罗宾汉。他们争论的是中国，他们争论的是他们自己长期以来被加以教化的政治信条。很快，争论变得白热化起来。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听着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所得到的矛盾百出的各种观念。革命当然好——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是个英雄，有了长征才有解放，这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而反革命是不好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各种运动的支持者，任何意在挑起变革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是反革命的。要忠于革命，就应该安于现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你才能保持革命性。是这样吗？罗宾汉让这些学生精疲力竭地纠缠了一个小时，每个学生至少做了一轮发言，有些甚至变得义愤填膺。

教育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早就弄明白了，那就是涪陵师专具有双重作用。它培训教师，但跟中国所有的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化功能的延伸。涪陵师专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本红色的学生证，内页上印着八条“学生守则”，其中的前三条内容如下：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2．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历史唯物观。
3．刻苦学习，努力掌握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将专业学习放在第三位，这绝非偶然。政治才是首要的：这些学生正在被培养成为教师，之后，他们又将培养中国的下一代，而这种培养必须限定在党的框架内。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有什么跟基本理论背道而驰，宁愿不教。

所有系科一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马列主义课程，上了二年级则要学习法律课程。三年级，他们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而不管乌江对岸的城市里私营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则纷纷倒闭。说到底，这才是最为诡异的地方，学生们学习并信奉共产主义，而自由市场却在校园里欣欣向荣。同时，他们的确信奉教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学生们正像他们被教育的那样，大都爱国而忠诚。他们认真地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政治集会，并渴望得到入党的机会。每个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英语系的三年级一共有九十名学生，有八个是党员。他们算得上是班里的精英——最聪明、最有才华、最擅长交际。
第二条守则强调学生应该“坚持历史唯物观”，这说明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一直不甚明了——我只知道它跟阶级斗争有关——但“坚持”才是关键。无需调查，无需冥想，无需分析——仅需“坚持”即可。他们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证明各种理论的正确性，全然不顾其中的复杂和矛盾。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恰当的术语。有好几次，我让学生们给我解释这几个词语——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可没有一个人能够用清晰简单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正如奥威尔[12]所说，语词和意义分了家。重要的只是，学生们在看待周围世界的过程中，要会使用正确的术语，并运用正确的政治理论体系。

采用的英文课本名叫《英美概况》。该书出版于1994年，其中对于美国的描述常常叫人难以认同——例如，讲述美国宗教的那一章对于慈善、社区和学校只字未提，却在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13]上花了很大的篇幅。还有一章名为“社会问题”，写得尤其活灵活现。其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美国社会在科技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其社会精神正在变得越来越空虚，社会本身也越来越腐败……许多社会科学家宣称，20世纪60年代前，青年男女婚前发生性关系司空见惯。但在今天，所不同的是，许多年轻人公开承认，婚前性行为是检验婚姻的唯一标准。有些美国人说，这只是一种随便的行为；另一些人则借口说这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这听起来更加可笑。这种“新道德”不是别的，正是“不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同性恋是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它随处可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婚姻或者爱情感到绝望。有的人婚姻失败，从而对它感到失望，所以，他们决定不再爱异性，而开始去爱同性，以表达对异性的憎恨。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有的人想干一些“新鲜”、“古怪”的事儿，因为，众所周知，美国人喜欢冒险，所以，他们把同性恋当作一种新的刺激。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空虚的精神状态和扭曲的社会秩序。
这一章还略述了许多别的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吸毒、宗教狂热——并且还指出了导致美国存在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些人却遭受着精神空虚的折磨，所以他们才会寻求古怪刺激的东西。因此，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束时，这些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教室。但在我们周围总有许多外在的东西：学校有规章制度、国家有政治制度。这些外力一直存在着，盘旋在教室外的某个地方，甚而到了能感觉到它们压在我们身上的地步。当某个机关被触动时，党就突然出现了。有学生偶尔写道，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因为他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一观点，许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15]非常熟悉）。有的学生还指出，哈姆雷特[16]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还有学生告诉我，《仲夏夜之梦》[17]里的农民们是剧中权力最大的人物，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无产阶级，并因此才有了革命。

我跟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来这里参观的原因，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颇感兴趣。我问她，如果革命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她回答道。
“那又会怎么样呢？”
“中国会是另一种模样。”
“怎么讲？”
“可能就像台湾，”她说道，“就像美国。”
“那两个地方怎么样？”
“经济很发达，但——”一下子，她从说中文转而说起结结巴巴的英语来，因为她的记忆里有一个曾经学到过的句子——“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新的经济政策怎么样？你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吗？”
“当然了，大家都支持嘛。”
“有没有想过贫富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有些人会富裕起来，”她回答道，“比如，科学家和商人。但为了发展经济，这是必需的，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改善得慢一些，但他们总是会得到改善的。”
我们又交流了几分钟。她问我，大多数美国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国，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当做神龛一样供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曾经居住过的窑洞门前，竟然可以听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垂滴说”（指里根的涓滴经济学）

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求诸野

校园内的时光倒转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随着我在涪陵城内待的时间越多，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对于被称作“老百姓”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大相径庭。每个星期，我会去南门山公园两三次，跟那位四十七岁的摄影师柯贤龙闲聊一阵。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对他的政治观点感到惊讶。他从来没有上过学，但他的有些想法非常有趣。有时候，他会谈起加强民主，增加其他党派的问题，这样的观点是我在校园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又一次，我提到了香港这个话题，但他显得漠然置之——那跟他毫不沾边。
“香港要不是在英国手里管辖了这么多年，”他说道，“不会像今天这么富裕。如果还是在中国人手里管辖，肯定会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都会影响它的发展。它也会像其他东西那样，毁在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我从未听到过有人把话题扯得这么远。我告诉他，我的学生肯定谁也不会同意他这样的观点。
“他们的看法当然跟我不同啦！”他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他们知道个啥？他们还太嫩！他们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他们还没有经验。”
“但就是我认识的年龄较大的老师也不会有你这样的观点啊。”
“当然不会！他们每周都要上政治课——只能是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我们老百姓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大学里面要学习的那些玩意儿，我们又不用学。”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监视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开始让我觉得烦恼不已。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涪陵受到了监视，尽管一时很难说清这个监视点位于何处。我给家人的书信总会有篡改的痕迹，我有时候收到的信件也有打开过的迹象。那年春天，我的父母给我邮寄了一份《纽约时报》的旅游版，因为里面有我撰写的一篇文章。可在邮寄途中，我的那篇文章被人小心翼翼地挖掉了。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那篇文章讲的是密西西比河的事情，唯一提到中国是我在文章结尾处的作者简介里，说我居住在涪陵。那之后不久，我用电脑软盘给父母亲寄去了一封长信。等他们收到软盘打开阅读的时候，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X”。那是唯一有些敏感的部分，讲了我遇到的一件小事，说我受到了三个醉酒大学生的骚扰。其他则纹丝未动。出于好奇，我的父亲带着软盘去密苏里大学找到了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这样的改动只能是人为篡改的结果。计算机软盘出错不可能形成那样的替换结果。

大学里的生活中也出现了监控迹象。1月份，成都附近一所大学的志愿者因为和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志愿者明显理亏，因此后来被遣送回了美国。不过，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他得知，公安局把他在课堂上说过的有争议的话语全都记录在案。他说过的话全都摆在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言论、关于毛泽东的言论，所有带有种种敏感性质的言论。他一直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种种限制行为不满，我则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踩过线。我还觉得，我自己关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和鸦片战争的言论，以及我在班上说过的种种事情，可能都在涪陵的公安局有一份档案。
有些学生的职责就是把我上课的材料进行上报。他们极有可能是一些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然而，他们还是把我说过的话记录在案了。每当上课的时候，我很难不想起这些事儿来。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把他刚才说过的话想了一下。他是唯一近似异己分子的学生。我回想起来，在我来到涪陵之前，我曾经想象过他们都是什么样子。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些有头有脸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1989年的时候，也许真就是那么回事；在大点的城市，现在也许仍然还像那么回事；但在涪陵，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最好的几个学生——索迪、琳达、阿姆斯特朗、奥莫尔，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党。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转各种制度；入党对职业发展十分有利。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好像全都觉得，以他们受到教育的几种有限的方式体现出爱国精神，总归是件好事情。我想象中的异己分子在涪陵没有现实土壤。
只有一个瑞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强。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还取了个女生的名字。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游离开，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无疑使他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如果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会有瑞贝卡这样的人物崭露头角。或者说，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会从我的其他学生中间崭露头角。我再一次意识到，大的变化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才会投射到涪陵这样的地方来，就像以往无数次的情形那样。

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

日常

那座城市倒是有很多不错的公园，我可以要一杯茶，然后跟当地人聊聊天。每天的温度都是三十五摄氏度（九十五华氏度）。据说政府有一条规定，如果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报告的气温总是三十五度。我常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来到兴庆宫公园，要上一杯茶，然后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三十五，”他们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用报纸给自己扇风。
“昨天的温度是多少？”
“三十五。”
“明天呢？”
他们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玩笑。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尽管北京的气象预报台在两年之后开始如实播报温度。当地的报纸对此大加颂扬，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在向公众报告真相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不过，政府说得很清楚，高温放假的说法仍旧只是神话，所以新的气温预报方式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说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热了。

把自己定位为老百姓之后，那位妇女开始向我问起了关于大山的问题。大山是个加拿大人，他的汉语非常流利，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无疑成了中国最有名气的外国人。人们把他叫做“中国通”——就是“很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每当我时来运转，说话流利的日子里，也有人说我是“中国通”，不过我知道，那多少有些奉承的味道。要成为中国通，我要走的路还很长。根据我从大山身上看到的情形，这样的目标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也许他是个好人，但在他的相声表演和戏剧表演上，不过比经过驯服的猴子要好一点点罢了。

哈密差不多一样炎热，可我的妹妹安吉拉还要在那里寻找石油。跟她一起来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一个地质学家，雇用他们的是一家中国国营的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哈密城外几乎又建起了一座城市。严格说来，这就是一座城市——规划整齐的街道上，依次排开的有学校、医院、商场、住宅楼，但仅仅四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沙地。在这里工作的有五万多人，全都是汉人，是从甘肃省迁移到这里来的。我去那里市场的时候，人们把我当成了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没怎么见过当地人。这些汉人很少离开这一片区域，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来自沙漠上用石油建成的绿洲城市。
不过，这座城市算得上是海市蜃楼。在了解这一地区地质结构的安吉拉和她的同事看来，哈密的石油并不丰富。这一切都是个谜——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的沙漠中建立起一座城市？这么多人被迁移到这一片不毛之地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找寻什么？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跟长城一样，金钱和工作全都被埋进了沙土里？让他们来到这样的边疆地区、却又不大融入当地生活的那些汉人到底怎么了——谁鼓动他们修建了这些城墙、堡垒和城市；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境内如此偏远的地方修建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原因不允许他们跟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本地人有实质性的交流？

我喜欢上廖老师的课，还因为我只需要简单地问她几个问题，就可以借此了解中国人对任何问题的一般看法。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中国人的典型特征，于是我经常利用上课的机会来弄清楚我在别人那里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令我感到纠结的事情。有一阵子，中国人对于希特勒所怀有的痴迷态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你跟任意一个老百姓谈起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我在西安过暑假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学生，她对于中国人在得知她的国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态度颇感困惑。
“噢，你是德国人！”他们会这么说，“希特勒！不错！”
出于好奇，我跟几个中国人谈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虽然犯了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他自己的国家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依然好奇不已。于是我问廖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对希特勒有这么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样，她的回答帮助极大。她说，多年以来，电影院和电视上不断地播放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道。
“肯定看过！”
“看过几次？”
她在头脑里数了数。“四次，我想是有的吧，”她说道，“也许还要多一点。”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我很喜欢电影中的希特勒讲话的样子，像个疯子，是这样子的——”她把模仿希特勒的卓别林的动作又模仿了一遍，挺起肩膀，仰着下巴，挥舞着拳头。
“哇——哇——哇——哇！”她大声吼叫着，仿佛在用外语发表演讲。可她随即就笑了起来。
“可那不是在取笑希特勒吗？”我说道。
“当然了！”
“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跟我说，希特勒身上有很多优点呢？”
“很多人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希特勒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狂人，做过很多恐怖的事情。看见了吗，我们同时具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有趣的人，因此很喜欢他。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滑稽。”

孔老师的一个远亲被强行卖到安徽省跟别人结了婚。那个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跟孔老师是一个姓。在一次关于人口贩卖的讨论课上，我们谈到了她。
我问孔老师，那位妇女是否可以逃离她的丈夫，他说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她被贩卖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结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她觉得很满意，”孔老师说，“因为她的丈夫很有钱。”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很明显，她是他花钱买来的。可除了钱的问题，她对这种暴力手段难道不感到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太认识她，”孔老师说道，“但我觉得她是想离开丰都的。她生活在很贫穷的农村，你知道，女人要想离开那样的地方很不容易。通常情况下，她们不是被暴力弄走的——而是被骗走的。某人可能给她们许诺，说在某处可以找到好工作。一旦她们去了那儿，就被卖给别人当了老婆。她们远离家乡，无能为力。我觉得我堂姐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她从来没有回来过吗？”
“出去五年之后回来过。一开始，她还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写信。过了一阵，她就跟家人取得了联系，后来就回了一趟家。现在呀，她都回来过好几次了。她很爱她的丈夫。如果那些女人从小生活在跟我堂姐一样贫穷的地方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只有一个问题很严重，那些妇女可能会被卖给傻子、跛子，或者老头儿。当然，如果嫁给那样的人做老婆，她们肯定幸福不起来。那会很麻烦，可只要有钱，很多女人是不会觉得太难受的。”
“通常会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吗？”
“对，那有时候就是个大问题——她可能被卖到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做老婆，丈夫的家人会对她严加看管，让她无法脱身。有些是文盲，没法给家里人写信，怎么走回来都不知道。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这是一所大房子，占地很宽，老太太告诉我，房子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修建的。现在住了好几家人。房顶上盖着青瓦，屋檐上还有老式的雕花。在涪陵的乡下，这样的建筑物并不多见。我问她，那个地主和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吧，他们就被赶了出去，”老太太说道，“被赶到了北边，就在白山坪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结果如何。”
她的儿媳妇也一直在听我们闲聊，她这时转身过来问道：“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回答道。
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替我父亲做了翻译，他却并不认同。“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啦，”他说道。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离开的时间只有两年，但那个不仅存在地主，而且地主未曾遭到杀害或者流放的国家竟然恍如异国他乡。
“我记错了，”我对她说道，“我们国家确实有地主。”
“我听说也是这样，”她说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都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