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

“海滩峰会”、“桥上风景”、“突袭美国”和“全力冲刺”四章内容略有删节。关于这四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peterhessler.net。

人们一般认为，和平队源于伟大的理想，但实际上它在开始阶段更多地跟村镇政治的感情有关。1960年10月，总统选举的第三轮辩论期间，理查德·尼克松对约翰·F·肯尼迪展开攻击，说民主党总统应该为过去半个世纪把美国人拖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之后不久，肯尼迪于凌晨两点钟飞到密执安州，在位于安阿伯的大学校园发表了一段事先没有计划的演讲。他问学生们：“在你们想当医生的人中间，有多少人愿意去加纳待一段时间？”正如斯坦利·梅斯勒在《当世界召唤时》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身为助理，后来做了议员的哈里斯·沃福德相信，肯尼迪之所以发表这番讲话，是因为他对尼克松的含沙射影非常生气。
数千名学生给肯尼迪寄来了意向信，这个主意同时也利用了大众的一种心理，即美国需要更多的草根做出努力，以应对共产主义。竞选后，肯尼迪成立了和平队，并指派其妹夫萨金特·施莱弗担任主任。施莱弗的动作很快——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第一批志愿者就被派往加纳，并对当地的教育体系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没有和平队，加纳约六分之一的小学会因为缺乏教师而被关闭。很快，单是派往埃塞俄比亚的老师就接近五百名。截至1966年，全世界已有一万五千多名和平队志愿者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而当年收到的申请书达到了四万两千份。扩展计划雄心勃勃：肯尼迪曾经说过，当志愿者人数达到十万时，和平队所具有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
结果1966年就是顶峰。越战期间，申请人数骤降，耽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跟政府机构产生任何瓜葛。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仍旧有大批年轻人前往海外服务，并对当地的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个机构的美国身份在逐渐减弱。官方支持主要来自某位总统或者少数几个政客的一时兴起。尼克松力图完全扼杀和平队——他讨厌跟肯尼迪有关的任何东西。卡特任命了一个毫无能耐的人。里根于1983年与斐济总理举行会晤，后者对曾在该国服务的志愿者赞赏有加，于是里根对和平队采取了高度支持的态度。那次会晤后一个星期，一个工作人员向里根呈送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要求对联邦预算进行大幅度削减。“别减和平队的，”据报道，里根曾经这么说过。“这是我上个星期唯一一件受到别人感谢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队所得到的只是空洞的竞选承诺。很多人都听说过它的名字，印象勉强算得上正面，但并不知晓志愿者们做了些什么，也不清楚活动经费有多少。克林顿声称要进一步壮大组织规模，让志愿者人数由不到七千人增加至一万；乔治·W·布什说，他还想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奥巴马承诺，到和平队成立五十周年时，其规模将会增加一倍。但他们谁也没有多给钱的意思，志愿者人数依旧只相当于1966年时的一半，尽管申请者人数在“9·11”事件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08年，和平队的预算经费是三亿四千二百万美元——低于联邦政府拨付给军乐队的预算。

一天，我把深圳非常流行的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送给了艾米莉。出版于1998年的这本书以一位外地来深圳的移民作为女主角，讲述了她从最初的文秘到给香港富商做情人并过上奢华生活的命运沉浮。作者缪永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女子，出生在偏远的甘肃省，从当地一所师专毕业后来到了深圳。她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因为第一部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火热畅销，她很快就富了起来。图书因为描写毒品、赌博、滥交而被政府列为禁书。跟中国的其他禁书一样，该书被禁反而促进了销售——尽管都是盗版。深圳市中心到处都有小贩兜售盗版书。在证券市场门前，我看见一个人正在兜售《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一同出售的还有《我的奋斗》的中文版。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整个社会，”当我问起书名的时候，缪永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由我自己掌控，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她承认，物质主义是这本小说的主要驱动力。“一切都跟金钱有关；对每个人而言，这都是首当其冲的东西。在深圳，处处都存在交易——金钱和爱情的交易、金钱和性的交易、金钱和感情的交易。”
我与缪永见面的地点在深圳一个豪华的高层小区，也就是她公寓附近的一家时尚西式咖啡厅。吃饭的过程中，她一个劲地抽着卡碧薄荷香烟，同时说自己的写作受到过亨利·米勒的影响。（“他的书也被禁过。”）尽管被列为禁书，尽管盗版很猖獗，但缪永还是通过写作致富了，因为她把小说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为了通过审查，她剔除了书里面最敏感的部分，还外带取了一个更令人愉悦的剧名。至于今后的打算，她不会再那么直言不讳地突出深圳是故事的发生地。她觉得，政府之所以取缔她的书，是因为它给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抹了黑。

缪永在作者简介里给出的第一项细节是她的血型。跟其他赶时髦的年轻人一样，她认为血型决定性格。她二十九岁，最近刚买了一部车。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叫做《这里没有冬天》，没有了政治性错误。缪永是O型血。她告诉我，深圳最令她感兴趣的是个人主义。“在过去，中国很讲集体，”她说道。“全都是集体思维。可是现在在深圳这个地方，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

规范管理几乎谈不上。矿井大多缺乏应有的通风条件，1950年代主管公共卫生的官员发现，氡气的聚集浓度几乎是可接受的安全值的一千倍。矿工们喜欢在井下抽烟，放射性物质被烟雾附着，再被深吸入肺部。同时，铀旯湾的人口增长到八百多，而提炼厂就在小镇的中心位置。一位本地居民告诉我，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带着儿子去上班”这一天，跟父亲下过铀矿，并在里面共用了午餐。如果大家听到某座矿井“发热”——具有高度的放射性——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前去那里工作。在核料循环过程中，公共污染的主要风险是废渣处理不当，因为它含有镭和氡气挥发物。在铀旯湾，沙质废渣被用于建筑的地基工程。人们把水管埋入废渣之内。园艺工用它来松动黏土。遭到污染的提炼设备被胡乱丢弃在小镇后边的山坡上；小孩子和拾荒者喜爱这样的垃圾，称之为“金银岛”。
偏远社区一旦遭遇健康危机，就仿佛有一道帘子把他们和外界隔离开来。一般而言，当地人会因为外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而深感沮丧，但生活在铀矿小镇的人们的反应刚好相反。“他不怪任何人，”当我和盖兰德·汤普森谈论起他的矿工父亲死于肺癌的时候，他如此说道。“他自己想去那里干活儿。”跟铀旯湾的其他人一样，盖兰德也抱怨来自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打着他们镇子的旗号，大肆夸张当地的健康问题。在当地人看来，这一道把他们和外界隔离开来的帘子同时也相当于一块屏幕，其他人趁机把自己关于这个偏僻之地的看法投射其上。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很多矿工死于小细胞肺癌。这种疾病首发于1956年，当时的健康官员对五十一岁的矿工汤姆·范·阿斯戴尔进行了尸检。专家建议，矿井内应该禁止吸烟，改善通风，并安装其他安全设施。但由于战争年代所遗留下来的保密文化，有关部门隐藏了这份报告。在科罗拉多，整整十年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规范措施，受害者及其家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获得了物质补偿。1970年代，斯图尔特·乌代尔接过了这一场战役，他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内政部长。乌代尔是纳瓦霍印第安人家庭的代表，后者在新墨西哥州因工作条件恶劣而丧命；用乌代尔的话来说，政府“长期以来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牺牲纳瓦霍矿工们的生命”。1990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放射暴露赔偿法案”，向矿工和其他患病的铀矿工作者支付医疗费用和十五万美元的现金。
然而，遮掩之举似乎没有在科罗拉多州众多的矿工中引起不满。在纳彻里塔镇，我见到了玛丽·滕普顿，她是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也是汤姆·范·阿斯戴尔的女儿。滕普顿的丈夫也死于小细胞癌症，但她并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她告诉我，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一份高风险和高收入的职业，并在很久前就已经注意到同事中出现了健康问题的倾向。“他们都知道，”她说道。“这是公认的危险，因为他们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跟我遇到的所有经历家庭成员去世的人一样，滕普顿支持新建提炼厂。跟当地人一样，有时候她甚至也收藏铀矿石。她希望该行业能够全面恢复。“现在都装上了安全设施，”她说道。“再说，假如地上有一大堆高品质的铀矿石，就算你跑去在堆里打个滚，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这是事实。你自己去验证吧。我就有一块矿石，四十多年了。我就放在家里每天近距离接触，我不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吗？”
即便是生了病的矿工也会这么说。比利·克拉克罹患肺纤维化，他说自己乐见这种产业的回归，因为现在的监管措施更严格。不过，当我问到他原来的工友时，他摇了摇头。“他妈的多数都死了，”他说道。“那些活着的，比我还糟。都要靠吸氧。”
他的妻子德比插了一句：“就是肺部钙化了。我舅舅去年去世，他的肺部也钙化了，吐出来的都是血糊糊的玩意儿。有人说吐出来的就是肺组织。”
比利只在夜间需要吸氧。在从前的矿工中，这似乎是一件挺荣耀的事儿，因为他们会尽可能地减少对氧气的依赖。他们总觉得吸气容易一些——难的是往外呼气。这点差异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仿佛一下子把这种不受欢迎的同情减去了一半。他们在交谈中时常从健康话题转而追忆起曾经的采矿时代，那些矿井的名字仿佛是他们失去的旧爱。“那个金色循环矿井啊，”比利微笑着说道。“矿井那个热啊，饼块自己就在井壁上长出来了。热到那个地步，矿石就有了黏性。”他六十出头，十六岁下井干活；镇上的人仍旧叫他当年采矿时的绰号“石头疙瘩”。他说那时的收入一直很不错。我问他有没有省下点钱。
“没有哇，”他回答道。“没有人来约束我，钱大都花在乐子上了。嗨，真是的，及时行乐呀。”
这样的交谈从未出现过紧张气氛。家里的景象具有一定的模式：丈夫无法呼吸，妻子帮着回忆往事，两个人谈论着生病和死亡一类的话题，平静得如同在谈论明天的天气。他们一般住房子或拖车，买房或买车的钱来源于政府补偿。帕特·曼的丈夫去世之后，她新加了个房顶；比利·克拉克用来购买双厢式拖车的费用被他的妻子戏称为“血汗钱”。人们普遍对“联合碳化物公司”心怀感激。
“我是这么看的，我需要一份工作，”拉里·库珀告诉我。他在铀旯湾工作了很多年，人称“库普”。“人家给了我工作。我并没有问人家我会不会得癌症——当然我也摊上了。事情就是那样。我觉得自己的日子还不算太糟，你说呢，老娘们？”
“的确不算，”他的妻子阿维斯回答道。他们在离开铀旯湾后搬到了纽克拉，我们此时就坐在他家的客厅里。阿维斯正在编织一件羊毛外套，颜色像美国国旗那样花花绿绿。库普告诉我，他右肺的一半已经被切除。“不过我抽了六年的烟，”他说道。“所以我也不敢说癌症是人家碳化物公司造成的。”

库普八十出头，身材魁梧，穿着背带和威格牌牛仔裤。他往外吐气的时候呼呼直喘，噘起双唇，给人一种正在沉思的印象。他坚决支持新建提炼厂。“毕竟跟原来的提炼厂大不一样啊，”他说道。
阿维斯说：“我认为他们提出的那些绿色玩意儿有个鸟用。”
“我觉得环保分子在祸国殃民，”库普接过话头。
阿维斯又说：“不是也有那么多癌症患者从来没在碳化物公司工作过吗？”

我来到街上，问大家对9月11日的袭击事件有什么感想。有人把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遇袭事件，与北约在1999年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实施的造成三人死亡的轰炸事件相提并论。他们说，美国想做“世界警察”，在这件事情上罪有应得。说来奇怪，他们对纽约和华盛顿的受害者所表达的同情听起来冷酷无情。“恐怖分子为什么非要夺去那些无辜者的生命？”一个人说道。“如果他们对美国政府不满，应该直接飞向白宫嘛。”
我跟在温州一所私立学校当英语老师的中国朋友谈起了人们的这种反应。他说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袭击场面的时候都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当天晚上整夜睡不着觉，太兴奋太高兴了，”我的朋友说道。
我们谈论了中国媒体在这样的反应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文化和帝国主义大肆批评，但这样的批判在“9·11事件”后明显地少了下来。中国政府表达了与华盛顿团结一心的意愿，不仅在于他们视这次袭击事件为良机，有助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还在于他们担心国内的恐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