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

概述

这本书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德、法四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行长的一系列重大金融货币决策以及他们的人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美、英、法、德、日等少数发达国家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在战争中，不少银行大肆发行货币，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因此稳定币值也逐步受到了各国的重视。1920年，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金融会议，建议各国建立中央银行，并由中央银行集中货币发行，以控制货币发行和稳定币值。从1921年至1942年，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有43家，世界上主要国家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拓展，逐步被赋予了“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国家的银行”的主要职能，在经济宏观调控和稳定金融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部门。

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克莱塔·诺曼，被称为“无形帝国的君主”，在他“当政”的十年中，他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朗·斯特朗、德国中央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共同组成了“世界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他们掌握国家金融货币决策大权，把他们说成是“金融之王”是名副其实的。他们恢复金本位制，只是导致后来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一个货币因素，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原因。因此，说这些金融之王是“毁了世界的银行家”并不全面。不过，作为中央银行家的传记，用此书名似也无妨。这本著作，在反思之前那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被各国金融界广泛关注。该书获得2010年普利策历史奖，《纽约时报》“2009年十佳图书”，彭博通讯社推荐的2009年十大最佳商业类书籍。

不同经济学流派对大萧条成因有不同的解释，凯恩斯的解释强调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导致总供给严重大于总需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解释强调货币供给的收缩；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著作《大萧条》又对大萧条原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综合各种经济学派的观点，大萧条成因主要有三条。

首先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的加剧和爆发。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崇拜和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一段时期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业品大大丰富。但是，由于资本家追求利润而压低工资水平，导致工人收入只能缓慢上升。1929年，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需要2 000美元的收入。但当时有60%以上的家庭达不到这个数额。社会购买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引发了经济危机。

其次，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了收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

1928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朗·斯特朗逝世后，新任行长在1928年春到1929年10月股市大跌时，采取货币收缩政策，这加剧了经济危机的深化。最后，金本位制导致货币紧缩，并将金融危机扩展到全球主要国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在大战中各国中央银行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西方发达国家又逐步恢复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黄金集中到美国，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同时，英法等国因黄金流出过多，导致货币紧缩，抑制了社会需求，经济加剧下滑。1931年9月英国脱离金本位制，许多投机者预料美国也会脱离金本位制，因此，各国央行纷纷抛售美元，囤积黄金，并集中提取在美国银行的存款，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危机。由于西方许多国家与美国同时实行金本位制，美国金融危机又传输到其他国家。

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胡佛年轻时发迹于中国的开滦煤矿，并在天津利顺德饭店长期居住，1913年回到美国，1928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胡佛总统在任期间，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将美国经济推向深渊。最终，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逐步脱离大萧条。1933年3月，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呼吁美国公民增强信心，采纳凯恩斯理论和策略，推行“罗斯福新政”。新政的核心是通过国家力量干预市场，通过市场行为调节经济。主要措施是增加政府开支，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为民众提供充分的福利保障。新政取消金本位制，制定了《银行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1933年银行法》，对银行证券业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经过几年的努力，美国经济终于恢复增长。

本书作者认为，从巴黎和会开始，错误的战争赔款安排导致了德、法、英等国向美国欠下巨额债务，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断层，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更大的错误在于当时的中央银行家们，在世界黄金分配严重失衡和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错误地推动并重建了金本位制。在黄金供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金本位制失去了自动调节经济的功能，为了维护英格兰银行的核心地位，这些金融大亨们又错误地下调美元利率，滥发纸币，提高税赋，这无疑雪上加霜，最终引发了美国股市泡沫。

最终，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周，股市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国际信贷紧缩的结果使得德国和其他国家陷入了衰退，另一方面则重创了美国经济。尽管当时这些央行行长们仍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但因受金本位制度的束缚也无能为力。随着美元的下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将金融市场的危机延伸到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幸好，当时的凯恩斯独具慧眼，其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也被用于拯救大萧条的努力，这与那些金融大亨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好时代的终结

1931年6月22日，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告诉芝加哥人：“我们正处在现代世界最严重的灾难之中——灾难由所有的经济因素造成。据莫斯科人说，这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终极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社会将无法承受。”以研究文明的兴衰而著称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撰写年度事件评论时说：“1931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深思熟虑，并坦诚地讨论西方社会体系即将崩溃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

当年夏天，蒙塔古·诺曼几个月前写给他在法兰西银行的一位同僚克莱门特·莫雷的一封信见诸报端。诺曼声称：“除非出台有力的拯救措施，否则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一年内崩溃，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他还以尖刻的笔调补充道：“我希望这一预言能够存档，以备将来参考。”有传言说在赴加拿大修养之前，他坚持认为应该使用配给证，以避免当欧洲各国的货币普遍崩溃时，英国回到物物交换的境地。

但是也有少数人指责正是他推行的政策，尤其是教徒般死板地拥护的金本位制度，引发了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其中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温斯顿·丘吉尔。在诺曼结束其加拿大的假期前夕，丘吉尔这位两年前在华尔街几乎倾家荡产的人从比亚里茨给他的前任秘书和好友埃迪·马什（Eddie Marsh）写信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警告金融业要发生问题……我希望把蒙塔古·诺曼吊死，我有重要的证据驳斥他。”

和现在一样，20世纪20年代的中央银行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威望。4位中央银行家的故事贯穿了本书：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有些神秘和神经质；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莫罗，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惧外国人；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沙赫特，死板、傲慢、才华横溢而又狡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表面上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其实是个深受伤害、不堪重负的人。

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制度有多么脆弱，其基础有多么不牢。有史以来，世界上开采出来的所有黄金加起来也只不过刚能填满一幢中等的两层小楼。而且，新的黄金产量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时多时少，很少能满足经济的需要。因此，当发现新的金矿时（例如19世纪5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潮，以及19世纪90年代南非发现黄金），世界的商品价格就会下跌。

1909年，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担任《每日邮报》（Daily Mail）法国版驻巴黎记者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是说战争的经济利益是虚假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如此广泛，但凡有点理智的国家就不应该考虑发动战争。强国之间的战争引发的经济混乱，特别是对国际信用体系的破坏，必然会伤害各方的利益，胜利者和失败者失去的一样多。即使战争偶然爆发于欧洲，它也将很快被终结。

安吉尔因关于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论述而著名。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流浪中度过的。他出生于英国林肯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被送往法国圣奥梅尔的一所公立中学读书，17岁成为日内瓦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并在那里读完大学，之后由于对欧洲的未来感到失望而移民美国。虽然身高只有1.5米，身体单薄，但他却一生从事体力劳动，在加利福尼亚的7年中，他做过葡萄种植员、沟渠挖掘工、牛仔、邮递员以及采矿工，最终他安顿下来，成为《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St.Louis Globe-Democrat）和《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记者。1898年，安吉尔返回欧洲，到达巴黎，在那里他加入了《每日邮报》。

1910年，安吉尔的小册子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即《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他认为，当战争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不再是展示国家力量的手段时，就没有那么残酷了，这种说法在那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引起了共鸣。这本书受到了疯狂的追捧，截至1913年已经卖出了1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22种语言文字，包括中文、日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有40多个组织为传播书中的信息而成立。其中的观点被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冯·梅特涅伯爵（Count von Metternich）、法国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等引用，据说以好战闻名的德皇威廉对此理论也颇感兴趣。

安吉尔最忠实的信徒莫过于伊舍子爵二世（Viscount Esher Ⅱ）——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以及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Ⅶ）的心腹雷金纳德·布雷特（Reginald Brett）。虽然伊舍在政府中占据高位，但他却只想保留警察局副局长和温莎城堡副总督的职位，并在幕后施加强大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建立者之一，这是一个建立于布尔战争之后的非正式但却强有力的组织，反映了大英帝国的军事战略。
1912年2月，这个委员会就战时贸易债券问题进行了听证。很多德国商船都通过伦敦劳合社进行投保，劳合社主席证实，为了劳合社的荣誉，根据律师意见，他们必须为那些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沉的德国轮船进行偿付，这种说法让委员会目瞪口呆。也就是说，英德交战之时，英国的保险公司很可能被要求赔付德国的战舰损失。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发生战争。
毫无疑问，通过在剑桥大学和索邦神学院举办的一系列关于《大幻觉》的讨论，伊舍子爵想要表明的就是“新经济因素清楚地证明了战争的愚蠢”，而且欧洲战争带来的“商业灾难、金融损失和个人痛苦”如此巨大，令人难以想象。伊舍子爵和安吉尔关于战争低收益、高成本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过分相信国家理性以及被那个时代的经济成果所诱导——一个后来被法国人称为“香格里拉美好时代”的阶段，人们最终还是误判了一场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的战争即将爆发的可能性。

诺曼

在巴拿马时，有个银行经理友好地建议他去看一位瑞士的精神科医生卡尔·荣格博士（Dr. Carl Jung）。他立即返回欧洲，并安排与荣格在苏黎世见面。1913年4月，经过几天血液和脊髓液测试后，这位年轻的著名精神科专家告诉诺曼，他患的是一种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即一种与三期梅毒并发的精神疾病，并且他可能会在几个月内死亡。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的某些症状与狂躁抑郁症非常相似——情绪在极度喜悦与极度消沉之间剧烈变化，有自杀倾向，之后却可能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并且有着夸大妄想症，但这是个惊人的误诊。

诺曼深受打击，又开始寻求另一位瑞士精神疾病专家罗杰·维托兹博士（Dr. Roger Vittoz）的帮助。之后，诺曼在他的照顾下在苏黎世住了三个月。维托兹发明了一种类似于冥想的方法帮助他的病人减轻精神压力，他教病人们将精力集中于一些精美的图案或一个单词从而平静下来。此后，维托兹在伦敦的几个社交圈里大受欢迎，他的病人包括奥特林·莫瑞尔夫人、朱利安·赫胥黎以及诗人艾略特等名人。

对诺曼而言，这仅仅是伴随他一生的深奥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修炼历程的开端。曾经有段时间，他专注于神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诺曼成为法国心理学家埃米尔·库埃（Émile Coué）的追随者，库埃鼓吹通过自我暗示掌控自身，这种有点儿像新世纪鼓吹的正面思考的学说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诺曼甚至曾经涉猎过灵异说，他脑袋里充满各种奇怪的思想，比如他甚至坚持要让他的一个同事相信他可以穿墙而过。他还患有某种恶作剧快乐癖，以用那些怪异的想法来嘲笑人们为乐，人们很难知道是否应该把事情当真。

7月31日，星期五，诺曼到达他位于英格兰银行北面的市区办公室，他发现金融界坚决反对英国卷入这场欧洲大陆的冲突。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事后回忆，英格兰银行沉默寡言、不善作秀的行长沃尔特·坎利夫热泪盈眶地恳求道：“我们一定不能卷入战争，否则将面临毁灭。”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个城市主要依靠向国外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向本地工业提供资本。商业银行拥挤地坐落在英格兰银行周围的街道上，银行业的那些家族式的核心集团，如罗斯柴尔德银行、巴林银行、摩根–格伦费尔公司、拉扎德公司、汉布罗公司、施罗德投资公司、克莱沃特公司以及布朗–希普利银行等为伦敦城注入了神秘色彩，它们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贷款业务。每年数额高达10亿美元的外国债券通过伦敦的银行对外发行。上一年度，巴林银行和汇丰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25亿美元的银团贷款；汉布罗公司为丹麦政府提供了一笔贷款；罗斯柴尔德银行承销了5 000万美元的巴西债券，并正在谈判另一笔贷款业务；另外还有一些对罗马尼亚、斯德哥尔摩、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的债券。4月，施罗德投资公司通过购买债券借给奥地利8 000万美元，而英国即将与奥地利开战。战争一旦爆发，所有这些资金和利息都将鸡飞蛋打。

对于诺曼的爱好，温斯顿·丘吉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非常了解，随后在《星期日画报》（Sunday Pictorial）上描述他道：“诺曼不喜欢以任何形式公开行踪，这为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进而导致其日常生活中普通、不经意的事情经常会被世界货币市场细查和夸大……他越追求私密，他的行为就变得越重要、越有意义。顶着假名旅行的他会很快被认出来，待在乡村家里与世隔绝的他也会遭到人们对美国的搜寻以确认他确实不在那里。确实，更使他感到厌恶的是，自我谦虚反被证明为最精巧、最有效的广告方式……也许一点儿更平常的讲话……会比这么多沉默和防范更能实现他的真正目的。”

沙赫特

威廉·沙赫特的父亲是一个乡下医生，共有11个孩子。1869年，因为对可能会应召入伍的前景感到不快，威廉·沙赫特和其他4位兄弟移居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待了7年。虽然他变成了一个美国公民，但却一直未能站稳脚跟，一直不停地更换工作。他曾经在布鲁克林的德国酿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在纽约一个偏僻小镇上的打字机制造厂干过。最后，到了1876年，他决定返回德国。

他返回之际，恰巧普法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衰退即将来临，因此他的运气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之后的6年里，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如教师、报纸的编辑、肥皂制造厂的经理、咖啡进口公司的簿记员，但却无一成功。最后，他找到一份公平保险公司的工作，之后的30多年他都待在了那家公司。沙赫特对他的父亲有些抵触情绪，说他父亲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流浪者，永远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与他父亲的软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赫特有着无以伦比的野心，以至于他在自传里忍不住说，他在25岁之前就比他父亲赚钱更多了。

莫罗

财政部长、激进党领导人约瑟夫·卡约主张将所得税引进法国。而在1914年初，一向保守的《费加罗报》（Le Figaro）竟发起了抵制所得税的运动，并在首版刊登了卡约年轻时写给前任情人的情书。
他的这位情人伯萨·盖登（Berthe Gueydan）在当时已经结婚，丈夫是个高级文职人员。由于卡约的插足，盖登与丈夫离婚，嫁给了卡约，成为他的第一任夫人。他们鸿雁传书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卡约在迎娶盖登之后，又与另一位有夫之妇亨利埃特·克拉勒蒂（Henriette Claretie）有染。克拉勒蒂有着一头浅金色的头发，身材高挑，顾盼流芳，令卡约一见倾心。于是他就与盖登离婚，迎娶了这位新情人。
1914年3月，第二任卡约夫人对丈夫的风流韵事被以如此卑劣的方式传播大为恼火。尽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开始交往之前，但她真正担心的是，说不定哪天他们婚前的私通信件也会落入媒体之手，以同样的方式被公之于众。于是她决定亲自解决这一问题。3月16日下午3点，在梳妆打扮一番后，她离家前去参加晚上在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途中她拐进一家精品手枪店，挑选了一支布朗宁自动手枪，掖在皮衣下，朝《费加罗报》编辑部走去。她等了报社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一个小时，最后在他出现时，她靠上前去冷冷地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然后拔出手枪，在极近的距离冷静地朝他连发6枪，可怜的编辑当场死亡。

对丑闻的态度将法国人分为了两个阵营，在巴黎甚至引发了暴乱。右翼分子游行抗议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并与卡约的支持者发生了暴力冲突。7月20日，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各家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报道庭审进程，整座城市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巴黎市民们更为关心的似乎是政客的荒淫无度与道德腐化、约瑟夫·卡约庞大的情人网络，以及他是如何勾引在此之前一贯单纯、娇羞的克拉勒蒂的。

对于莫罗来说，这次审判具有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读书期间，他曾是卡约的学生。当时的卡约年轻、富有、光鲜照人，前途一片光明。作为一名财政督察员，卡约是精英管理集团的成员，该集团是当年拿破仑为审计国家财政而设立的。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即通常所说的巴黎政治学院，是一所学费高昂的私立研究生院校，于1872年普法战争后创建。它的缔造者试图为法国的统治精英打造一个新式培训基地，以便有效抵制法兰西共和国早期的“过度民主化”现象。学院的授课教师并不是学者，而是高级政治家、公务员或商人。在当时，巴黎政治学院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已成为国家高级公务员的主要培养基地。

时值莫罗在巴黎政治学院读书期间，整个法国，包括整个学院都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分裂。1894年，一个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法院错判为叛国罪。其事实是，法国的情报官员图谋陷害，他们捏造证据，诬告德雷福斯是德国间谍。事件发生后，法国将何去何从，是继续维持一个狭隘的、保皇主义的、天主教化的国家，还是走向国际化、自由和开放，争议相当激烈。学院的院长是德雷福斯的忠实支持者，他与几个意见相左的教授发生了争论。最终，这些教授辞职以示抗议。

凯恩斯

1919年11月，剑桥大学年轻的教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在书中论述道，德国若想通过挣钱来赔偿协约国，那么它卖出的商品必须多于买入的，而它的贸易伙伴必须乐于吸收大量商品的流入，承担自身产业崩溃的潜在后果。因此，将赔款要求变得适中一些，也符合协约国自身的利益。正如他所指出的：“若想从德国挤奶，首先要保证其不被毁灭。”

很快这本书就成了畅销书，仅在出版后的6个月全球销量就超过了10万册，并被美国的《新共和》（New Republic）和法国的《新法国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连载，还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荷兰语、弗兰德语、丹麦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日语和中文。在36岁时，凯恩斯凭借着自己的如椽巨笔一举成名——不仅仅是在英国，更是在全世界。

在剑桥，他即将取得大学的经济学教师资格，但他的爱好一直是哲学。1909年，他开始撰写一本关于概率哲学基础的书，希望以此改变哲学家对不确定性的思考方式。书的主题即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很难定义什么才是理性的做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是直觉而并非分析为行动提供了最终的依据——这体现出他日后对经济学的思考以及近乎同样非凡的投机赚钱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恩斯被委任为巴黎和会上财政部的主要代表。尽管他的官方身份包括最高经济委员会中财政部长的代理人、停战谈判中协约国财政代表主席和大英帝国在财政委员会中的代表，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被完全排除在赔款问题——这一巴黎和会最重要的经济谈判之外。他被迫以局外人的身份眼睁睁地看着和会的噩梦在一步步成真。正如他在之后所写的：“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场合下，大祸将至的预感挥之不去。”当1919年5月中旬和约条款被最终宣布时，他感到疲惫、厌恶，觉得别无选择，于是只好辞职。他在给李顿·斯特雷奇的信中写道：““我们输了，就让这对绝配（萨姆纳和坎利夫）独自为欧洲的毁灭心满意足吧。”

德国恶性通胀

当商家被迫以十亿、万亿作为计价单位，并且频繁地计算价格时，几乎任何商业都不可能理性。德国医生甚至诊断出一种席卷全德国的奇怪疾病，他们称之为“密码中风症”。患者在所有方面都很正常，只是除了一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会忍不住写下很多行密码，然后开始计算，且比解决最复杂的对数问题更加投入。”即使非常理智的人也有可能会说，他们有100多亿岁或者有40万亿个孩子。显然，出纳员、簿记员和银行家特别容易患上这种怪病。大部分人只好转为进行物物交换，或者干脆使用外币。每个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知道最新一个小时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在每个街道的拐角、商店和烟草店，甚至在公寓楼里，纷纷出现了小型的兑换室，门外挂着黑板，上面列示着最新的汇率。

通货膨胀对德国阶级结构的改变程度较任何革命都大。富有的实业家的日子好过极了，他们持有的大量真实资产，包括工厂、土地以及库存的货物都大幅升值，同时通货膨胀还抹去了他们的负债。工人们，特别是建立工会的工人，居然过得也不错，直到1922年，他们的工资依然和通货膨胀同步上涨，工作岗位也很多。直到通胀的最后阶段，从1922年末到1923年，信心崩溃才最终导致货币体系失灵，经济回归到物物交换，人们纷纷失业。

公务员、医生、教师和教授——德国的这些中坚力量所遭受的打击最大。他们一辈子凭借谨慎自律积攒下来、投在政府债券上的钱和银行存款突然间变得分文不值；此外，他们被迫依靠的养老金和工资也被通货膨胀抹杀掉了。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后的一点儿自尊，皇家官员当上了银行办事员，中产阶级家庭靠接待寄宿者赚取生活费，教授沿街乞讨，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年轻小姐则沦落为妓女。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迅速获利的就是投机者。他们从急需现金的中产阶级家庭手中以跳楼价购买房子、珠宝、画作、家具等资产，通过在物资紧缺的市场囤积居奇、在进口商品中获取暴利，并且赌定货币将会进一步崩溃，他们获得了让人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债主美国

在巴黎和会早期，英国和法国都尝试将赔款问题与战争债务挂钩，并暗示美国如果能够部分减免其所欠债务，它们就可能降低赔款要求。美国对此则反应强烈，坚持认为这是两码事。美国代表团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律师，其中包括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等，他们从道德和法律上对两者做了明确区分，认为战争赔款类似罚款，本意是带有惩罚性的；而战争负债是欧洲协约国以自由意志签订的债务契约。相比美国人，欧洲人则不太拘泥于法律思考模式，他们看不出自己对美国的债务与德国拖欠自己的债务之间有什么道德上或实际上的区别。欧洲人认为，两者都是千斤重担，都需要几代人在物质上做出牺牲。
随着几经波折的和会即将闭幕，梅纳德·凯恩斯对于会谈的进展情况越发感到苦恼，他决定主动提出一项关于欧洲金融重建的综合计划。他认为，赔款总额应该固定在50亿美元，以德国向协约国发行长期债券的形式支付，协约国则随即将所得款项用来偿还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其他所有债务应该被豁免。这是一个很精巧的安排。美国政府实际上是借钱给德国，让德国首先偿还对协约国的赔款；随即，协约国则用所得款项支付自己的欠款。资金的流出源于黄金富足的美国，整整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那里。
凯恩斯将计划递交给了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随即，张伯伦就将该计划推荐给了劳合·乔治。在收到凯恩斯的计划时，首相开始意识到自己已在赔款问题上犯了重大的战术性错误，因此他将计划提交给了威尔逊总统。不料，计划竟被美国代表团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继续坚持战争债务绝不能和赔款挂钩，前者也绝不可以被如此大幅度地豁免。于是，赔款和战争债务问题成了欧洲经济残躯上的脓疮，就这样一直溃烂下去。

博纳·劳拒绝美国的提议。在此之前，他有向梅纳德·凯恩斯咨询过。凯恩斯建议他应该先等一等，拒绝美国的提议“为的就是留给美国一些时间，让其最终发现，正如我们指望法国，法国指望德国一样，他们也要完全靠着我们。债务人在这些问题上有着最终的话语权”。

看到英国经过讨价还价为自己争来的权益还是这么少，法国便选择继续等下去，并于1926年解决了战争债务问题，最终偿还借款总额的40%——尽管如此，这一方案直到1929年才被法国国民大会批准。意大利也是在1926年解决了债务问题，且只同意偿还24%。就像通常一样，凯恩斯是对的，拖下去原本能让英国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十年里，随着美国人坚持要求偿还债务，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欧洲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记者发回国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拼起了美国在欧洲不受欢迎的图景，比如标题为“欧洲怒视富有的美国”或者“欧洲仇恨美国吗？为什么？”的文章，或者干脆标题就是“夏洛克大叔在欧洲”。一项非正式的民意调查显示，六成法国人将美国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国家。据《纽约时报》驻巴黎的通信记者报道，“100人中会有90人认为山姆大叔自私、无情、贪婪”。经验丰富的美国驻外记者弗兰克·西蒙兹（Frank Simonds）走遍英国后，发现“绝大部分英国人都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美国人的政策是自私、肮脏和卑鄙的”。

金本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银行家们普遍认为世界应该重返金本位，且越快越好。在他们的思想中，黄金是货币基础的观念可谓犹如神学信仰般根深蒂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早已将黄金视为重塑世界的精神装备，而对构建国际货币秩序的其他方法视而不见。蒙塔古·诺曼和本杰明·斯特朗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诺曼那一代人活在一个存在差异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对货币贬值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并不把贬值视为一种对新的现实状况的适应和调整，而是当作一种金融秩序混乱的征兆，并认为贬值会导致人们对所有货币丧失信心。当人们谈及伦敦金融城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时，绝不仅仅只是简单地一说。事实上，伦敦金融城就像一个巨型银行，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吸收存款，然后贷给其他国家和地区。黄金是最卓越的国际货币，英镑则被视为最接近黄金的替代品。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阿根廷等，都会将它们的部分英镑存款准备金放在伦敦。因此，英镑在当时的国际金本位集团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的贬值也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强震。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由无处不在、哪里都要横插一杠子的沃尔特·坎利夫领导——他是直到最近才离开英格兰银行的，其他委员还包括英国财政部的约翰·布拉德伯里爵士（Sir John Bradbury）、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A. C．庇古（A. C. Pigou），以及伦敦金融界的十大银行家等。在他们的共同主持下，该委员会负责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货币安排方案。这些委员们声明，他们都毫无异议地支持以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在他们看来，英国要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重获枢纽地位，恢复传统的金本位平价至关重要。

英国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英国经济大国的地位开始受到威胁。英国曾经遥遥领先的传统工业，如棉纱业、煤炭业及造船业等，由于未能实现现代化，也开始将优势让位于竞争对手。此外，工会与资方谈判，强烈要求缩短工作时间，英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开始上升。

诺曼开始对他所面临的前景感到不安，他意识到遵循前辈遗迹的唯一方法——他的祖父曾在恢复金本位的那年加入了英格兰银行，就是保持高失业率。然而，在战争之前，为了保持货币稳定而故意制造失业或许在政治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战后的氛围已经改变——劳合·乔治曾在全民选举中向国民承诺，英国将会是“一片适合英雄生存的土地”，诺曼则总是让自己处于另觅新途的压力之下。

1922年，诺曼与英国财政部的其他官员制订了一份计划，旨在让一些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像大英帝国下属的很多国家一样，持有英镑而非黄金作为它们的储备资产，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中央银行都会持有美元作为储备一样。诺曼指出，以英镑替代黄金可以节约稀缺的金块，从而缓解世界范围内的黄金短缺问题。人人都看得出，英国的这项计划旨在通过制造各国对英镑的强制性需求来增加英镑在货币体系中的特权，从而便于英镑对黄金平价的回归。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中欧小国，该计划从未得到过实质性的执行。

世界的主要贵金属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美国，使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不足以满足国际贸易的支付。国际黄金本位越发成为一种“扑克游戏”：其中的一个玩家积累了所有的筹码，导致游戏根本无法玩下去。

其中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金本位的束缚中自我解脱的人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巴黎和会之后，他重返剑桥大学教书，但随着《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巨大成功，他不断减少大学事务，并日益融入世界事务的宏大舞台中。他加入了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会，还担任了英国周刊杂志《民族》（Nation）的主编，定期为其撰写稿件；同时，他还是《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专栏作家，其文章同时发表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杂志《新共和国周刊》（New Republic）等。此外，他还开始货币投机，并因此积累了财富。

在1919年，货币投机还是一种全新的赚钱方法。在1914年以前，货币之间的汇率都是固定的，从汇率波动中寻找盈余机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主要货币的汇率节节上升或下降，通过对货币波动方向下注，就有可能赚取很高的回报；当然，同样也有可能会面临损失。在1919年下半年，由于确信战争导致的通胀将削弱主要交战国的货币价值，凯恩斯做空了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同时购买了那些未参战国家的货币，其中包括挪威和丹麦的克朗、美元，有趣的是，还包括印度卢比。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他赚了3万美元。到了1920年初，他与他的兄弟，还有一些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的圈内人士，以及来自伦敦金融城的一个金融家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财团。截至1920年4月底，他们又赚了8万美元。但不料就在4周的时间内，人们突然对德国产生了一阵乐观情绪，很快欧洲货币的价值止跌回升，这几乎侵蚀了他们的所有资产。凯恩斯发现自己已濒临破产，于是不得不接受宽容的父亲的支援。然而，由于得到了家人的谅解和获得了冷静敏锐的金融家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的一笔贷款，他继续坚持自己的判断——德国和中欧货币必将走向灾难。到1922年底，他积累了近12万美元。

但在那个时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坠入爱河了。这次是爱上了一个女人——莉迪娅·洛普科娃（Lydia Lopokova），一个离过婚的白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其父亲是俄国人，一位亚历山大帝国剧场的引座员，母亲是苏格兰和德国混血儿。洛普科娃来自一个舞蹈家庭，她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都去了位于圣彼得堡的皇家芭蕾舞学校。当凯恩斯在1918年遇见她时，她正随着佳吉列夫芭蕾舞团（Diaghilev Ballet）旅游。作为歌舞艺术家、模特和杂技演员，她曾在美国工作了7年，并嫁给了这家公司的业务经理。婚姻破裂后，她去了俄国，之后在内战期间与一位神秘的白俄罗斯将军在一起。但是到了1921年底，她又出现在了凯恩斯的生活中。

虽然直到1925年她的离婚手续办完以后，他们才正式结婚，但自1923年起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了。他们算不上相配，凯恩斯聪明智慧又有强辩的天赋，洛普科娃则是一个有着不雅过去、神秘莫测的艺术家，轻浮活泼的话匣子经常让她犯些难忘而可笑的用词错误。她曾经抱怨说，她“不喜欢8月份待在乡下，因为我的腿会被‘大律师’咬得非常厉害”。有一次，在参观了一个鸟类饲养场之后，她竟对女主人的“卵巢”发表评论。尽管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人都看不起她，但凯恩斯却在整个余生中都对她充满了迷恋。

金本位制度曾在19世纪末期发挥过作用，因为新的金矿开发刚好与经济增长齐步前进，但没有人能够保证这种历史的偶然会继续下去。此外，虽然有最初时关于金本位的基本原理（纸币可以转化为切实的有形金属的承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可能对灌输信心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人们对纸币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没有必要让珍贵金属的供应来调节信贷创造。中央银行负责人完全有能力理性、负责地管理自己国家的货币事务，他认为，人们没有将自己束缚于黄金这种“野蛮的遗迹”的任何必要。

凯恩斯能够透过货币的表面现象揭示出更深层次的现实以及与社会的联系，这也使该书成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例如，通过跟踪价格上涨对不同阶层民众的影响，并以程式化的方法来描述经济问题，也就是今天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模型。他指出，通货膨胀并不只是简单的价格上涨，更是社会群体之间财富转移的一个微妙机制，从储蓄者、债权人和拿工资的人手中转移到政府、债务人和商人手中。因此，他强调的是，德国、法国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绝不仅仅是错误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结果。相反，它只是破坏了欧洲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分歧的表象，这一分歧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如何分担由于可怕的战争冲突而累积的财政负担。

银行

历史上，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是富有吸引力的银行业务中的一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贷款一直以来都被牢牢地掌握在两家历史悠久、声名卓著的英国银行手中——巴林兄弟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
巴林兄弟银行是伦敦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银行——该行创始人托马斯·巴林（Thoams Baring）的5个儿子的子孙现在都是上议院的议员。1802年，它资助美国政府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解决了拿破仑的燃眉之急。巴林兄弟银行在当时名噪一时，1817年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曾提到“欧洲六强：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普鲁士和巴林兄弟银行”。
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历史更加传奇。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大赚了一笔。该家族的5个分支遍布欧洲——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它们与所有银行之间的联络网最为广泛，其信息来源富有传奇色彩。有这样一个故事，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鸽比伦敦其他人提前一天就获悉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甚至比政府还要早，因此它购买政府债券，结果赚得盆满钵满。实际上，这个故事严重失实——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是在伦敦其他所有人之前得知了英国战胜的消息，但它实际上是亏钱的，因为它打赌战争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库存了大量黄金。但是，人们还是继续传颂着这个神话。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此神秘，以至于经济学家J. A．霍布森（J. A. Hobson）也人云亦云。他在1902年写道，没有一场伟大的战争“可以由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负担得起……如果罗斯柴尔德财团及其关系网坚决反对的话”。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本身也资金不足，英格兰银行不得已实施了非官方的禁令，严禁英国的银行向外国提供贷款，巴林兄弟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风光不再。“世界的银行”头衔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尽管美国的资金并未用于稀奇古怪的政治用途，而是不时地流动。三家美国公司开始主导自由的贷款市场：国民城市银行、库恩雷波公司和J. P．摩根。其中，J. P．摩根虽然规模不是最大，但是名声最响。

J. P．摩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实力一直非常雄厚，它为钢铁业、铁路以及运输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并帮助其重组；它还曾在1895年帮助美国政府摆脱困境，在1907年挽救了银行体系。但是，它的业务大部分是在国内开展的。皮尔庞特·摩根本人在欧洲的确是知名人士，他的父亲朱尼厄斯·摩根曾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为法国政府筹集资金以支付战争赔款，但是从国际排名来看，J. P．摩根是属于第二梯队的财团。

然而，战争改变了J. P．摩根的地位。1914年，该公司成为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唯一的采购代理人，自身实力大大增强。该公司的14个合伙人坐在一间大大的、阴暗的公用办公室里，可以听到彼此的谈话内容，现在估计他们平均每年可以赚到200万美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J. P．摩根成为美国向欧洲输出货币的天然管道。1920年7月，J. P．摩根的强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当时一帮无政府主义者在华尔街23号J. P．摩根的办公室门口放置了一颗炸弹，而在战前，他们会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袭击的对象。公司合伙人平安无恙，但是38个旁观者死亡，另外还有400人受伤。

寻求金本位的英镑

伦敦街上川流不息的公交车队大多数都是由退伍的陆军军官共同所有、联合运营的。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晚上，在西区，那些引领着伦敦社会发展、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们迷上了跳舞：慢步舞、吸血鬼舞、骆驼步、西迷舞以及最臭名昭著的查尔斯顿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酒类许可证管理在当时已经有所放松了，这导致夜总会的数量急剧增加。在邦德街上，使馆俱乐部成为威尔士亲王和时尚人士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在秣市广场（Haymarket）上，时髦的Kit-Kat俱乐部自诩舞池内可以容纳400人，埃德温娜（Edwina）和迪基·蒙巴顿（Dickie Mountbatten）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43”俱乐部位于爵士街43号，那里更加声名狼藉、放荡不羁，瑞典王储、罗马尼亚的尼古拉斯亲王、塔卢拉赫·班克海德（Tallulah Bankhead）、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都是那里的常客。1924年4月，一桩丑闻震惊了整个伦敦，当时警察突击检查了“43”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伦敦著名的餐馆老板张“辉煌”（“Brilliant” Chang）因为经营毒品而被捕。

虽然伦敦和英国东南部地区已经在庆祝和平与繁荣的回归，但是就在离英国首都北部不到100英里的地方，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当伦敦充斥着奢靡享乐时，英国的工业中心——中部和北部地区却在艰难度日。伟大的传统工业——兰开夏郡的棉布制造厂、诺丁汉郡和南威尔士的煤矿、泰恩河沿岸的造船厂曾经开创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经济繁荣局面，但现在却因为漫天要价而在国际市场上乏人问津，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纺织品和煤炭的出口量比1913年降低了一半。125万人失业，另外有100万人在兼职工作。在一些地方，如约克郡死气沉沉的煤矿区或是造船业凋敝的贾罗镇（Jarrow），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靠领取失业救济金过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之所以会陷入经济困境，并不是因为其官员不称职，也不是金融过错的报应，而是因为它对金融的高度虔诚和循规蹈矩。1920—1921年间，英国决定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以此来扭转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局面。这一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物价较战争期间的最高水平下降了50%，并且货币的颓势得以反转——英镑一度触及3.2美元低位，然后断断续续、不定期地反弹至4.3美元。但是，传统金融体系下的物价水平仍然保持坚挺。虽然英国已经从1921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但反弹的力度却在逐渐减弱。伦敦发现自己在资金方面难以和纽约竞争，因此它不得不采取高利率政策，与此同时，失业率仍然维持在10%的水平居高不下。

英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英国是坚定的保守派，在欧洲的所有强国中，它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最为传统和谨慎，即拒绝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减轻债务压力，也不允许货币急剧贬值，因此英国的失业率在欧洲位居首位，其经济发展艰难而缓慢。相反，法国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侵略。除了塞尔维亚以外，法国的伤亡率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大片大片多产的土地被夷为平地，遭到毁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借助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负担，利用法郎贬值先发制人，抢在英国人前面降低了商品价格。自战争结束以来，虽然法国政府不断处于破产边缘，但整体经济运行良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与英国相比，法国的失业人口要少得多。根据当时一位新闻记者的总结：“英国财政稳健，但经济运行却千疮百孔；而法国则是经济平稳发展，但财政运行不健全。”

1925年，英国物价水平仅仅超过美国10%。面对着恶化的经济环境、居高不下的物价水平以及明显比战前贬值15%的货币，一群经济学家建议，政府当局应该摒弃进一步降低物价水平的想法，不再尝试将汇率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在当前的环境下，任何试图恢复战前金本位制度下汇率平价的努力都会进一步导致数以十万计的人员失业。这些经济学家们提出，应该为英镑制定一个新的汇率水平，以使其真实地反映战后英国的境况：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新的竞争被引入，英国的成本上升；另外由于战争的原因，英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发生了改变。

对于诺曼和英格兰银行里的纯粹主义者们而言，经济学家们的上述观点令人无法接受。他们仍然认为有必要恢复到金本位制度下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汇率水平，因为这是英国对那些将资产、信心以及信任交付给英国和英镑的人所做出的道德承诺。

诺曼担心，刚刚稳定的德国马克可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的币种而取代英镑的地位。这种担忧得到了伦敦其他人的赞同，他们警告说，如果英国再不恢复金本位的话，“就会将欧洲的财政领导权拱手让给德国”。甚至连斯特朗都开始嘲笑，英镑“在（恢复金本位制度）这一过程中远远落后了”。

1903年，保守党成员分裂了自由贸易，保守党的政治前景一片黯淡，随后丘吉尔转变立场，加入了自由党，仅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开始担任副部长职位；1924年，自由党在政治上失利，丘吉尔故伎重施，又弃自由党而去——尽管出于形象考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并没有正式加入保守党。许多人认为，志向游移不定、判断力低下是丘吉尔天生的特征。

诺曼已经有两年没有到过美国了。在新兴产业的带动下，如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电力机械和塑料等，美国刚刚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整个城市的实质转变非常惊人。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与诺曼最后一次留在美国时相比，公路上的汽车数量已经翻了一番——现在，仅仅纽约街头的汽车数量就已经相当于整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总和。尽管曼哈顿在年初的时候开始使用交通信号，但交通堵塞仍然持续不断，人人都在抱怨交通拥挤。不仅汽车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供应商品的种类也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洗衣机和真空吸尘器等家用电器、人造丝和玻璃纸等新型材料、收音机以及有声电影，这些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美国，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接近6美元；而在欧洲，工人一天的收入还不到两美元，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再一次提醒人们，战争造成了可怕的影响。

美国政府根本没有可能再借钱给任何国家——在战争期间，它发放了足够多的政府间贷款，现在为了协商这些贷款条款，美国已经不堪重负了。为了确保英国有足够可以运作的储备，斯特朗答应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英国提供两亿美元，J. P．摩根的合伙人也暂时承诺提供3亿美元。

在一篇篇的文章里，凯恩斯反复重申着同样一个主题——由于经济增长缓慢、金融体系已不堪重负以及“经济结构存在缺陷”等因素，英国根本就没有能力与美国这样一个看起来“处于大规模、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国家挂钩。美国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增长，它将“在未来遭遇工业和金融风暴，这对美国人而言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英国经济与美国挂钩的话，英国可能会因此一蹶不振”。然而，对于凯恩斯这些悲观的预言，很少有人予以重视。

凯恩斯于1925年5月写道：
金本位制度一派的背后不仅有许多有名望的人，而且还有很多值得尊重的人。他们的思维喜欢执着于传统的直线模式，而不顾及快乐或痛苦……这种思维状态不容轻视……和其他传统派一样，金本位制一派所代表的是因循守旧和智力不健全，由于它偏袒自己这一方，因此它可以运用哗众取宠的伎俩而不用受到任何惩罚。

法国

只有危机才能让法国人团结起来，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突然把这个利益关系复杂的国家团结起来。
——夏尔·戴高乐

很少有人能够拥有卡约这样的传奇经历。1920年，他曾因破坏国家公共安全罪获刑三年，但此前他已经用了两年时间在拉桑德监狱里等候宣判，最后卡约得以减刑。根据法律规定，约瑟夫·卡约被驱逐出了巴黎，此后他和妻子克拉勒蒂闲居在卢瓦尔河谷的小镇马梅尔，并度过了4年的平静生活。尽管卡约在狱中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但他们仍然不能摆脱她的谋杀罪和他的叛国罪所带来的阴影，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被驱逐出了社会，还遭到那些文明人的驱赶——他们被人赶出酒店，被餐馆的人赶出餐厅，被大街上咖啡厅的人侮辱，卡约甚至被人用木棍和砖块袭击。
但是，随着法国濒临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卡约在战争期间关于战胜国和战败国都将被摧毁的警告，并把卡约视作战争的受害者，这也使得他之前被人所不齿的观点开始被视为先知。1924年12月，卡约在国会的支持者宣布废除对他的判决。在得到平反后，卡约在议员们“财富魔术师，能够把枯叶变成钞票”的美誉声中重新担任了财政部长一职。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忘记和原谅。1925年4月21日，卡约在众议院宣誓就职时，一枚眼镜镜片击中了他的右眼，场下还不断发出“骗子”和“逃兵”的嘘声，甚至有民族主义者站起来大喊：“如果我们在破产和卡约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我们宁愿选择破产。”据一位美国新闻杂志记者报道，这一情况相当于本尼狄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没有被处决，而是被驱逐出菲律宾，最后又被原谅并且还被任命了职位。
许多年来，即便是在卡约政治上不得志时，莫罗也一直维持着与这个毁誉参半的政治家的友谊。莫罗能够忘记卡约的狂妄言论、错误判断、狐朋狗友和滥用权力，但不会忘记卡约是法国当前最好的金融专家，并且在战争时期担任过法国的财政部长，而如果没有卡约的努力，法国现在的金融状况也许会糟糕得多。

面对着到处弥漫的悲观氛围，不论是法国的政治家们还是金融家们都显得无所适从。1926年上半年，预算大臣乔治斯·博内（Georges Bonnet）邀请法兰西银行的理事们去他的办公室提供建议。他们的苍老状态令其感到惊讶，其中一个走路需要依靠两条拐棍，另一个连坐在椅子上都要靠胳膊支撑。在圆桌会议中，这些代表法国智慧的精英们看上去只会一个接一个地说法国需要重塑市场对法国的信心。当谈到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时，他们把军事术语和法国的金融危机联系在了一起，有个理事宣称：“我们都是为法郎而战的士兵，一旦法郎这个战壕失陷，我们都将阵亡。”自此之后的冬天和春天里，“法郎之战”“货币的泥灰岩”和“货币的凡尔登之战”等说法开始频频见诸报端。

那时，法国政府已决定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口号。政府邀请了已经退休的“马恩河英雄”约瑟夫·若弗尔元帅（Marshal Joseph Joffre）重新出山，并赋予他“拯救法郎”的重任去募集资金。他成功募集到1 900万法郎，折合不到100万美元，包括从军火商巴兹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手中募集到的100万法郎，以及从《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募集到的10万法郎。

自从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人一直喜欢法国，尤其是喜欢巴黎。在20世纪前期，当法郎对美元的汇率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4以后，美国的夫妻们仅仅花费100美元就能来巴黎享受浪漫之旅，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一般需要花费至少80美元，但法国的生活成本对于持有美元的游客来说却异常便宜。到了1926年，已经有逾4.5万名美国人生活在巴黎，而每年夏天又会另有超过20万美国游客来到巴黎，享受这里文化的融合、精致的生活和多彩的夜生活。

但不幸的是，美国人对法国的偏爱正在逐渐引起法国人的愤怒。法国媒体不停地报道美国利用法郎汇率下降侵占法国蓝色海岸、巴斯克海岸、卢瓦尔河谷沿线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等地房产的新闻，《南报》（Le Midi）的记者把美国人比做“毁灭性的蝗虫”。

在瑞斯特和魁奈向法兰西银行施加智力影响的同时，莫罗也体现出了其在政治上的策略性，他开始认识到汇率水平将决定战争期间的债务分担。这是梅纳德·凯恩斯最早在1923年《货币改革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法郎汇率将得以确定，但不是由投机和贸易决定的，也不是进攻鲁尔行动的结果，而是由法国纳税人和食利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决定的。”法郎的汇率越高，政府的债务就越多，对法国的食利者就越为有利，而对纳税人则越加不利。因此，莫罗决定将汇率固定在某个特定的水平——“这样的牺牲是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事实上，每个经历过战争的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英国曾选择了一个极端：让纳税人承担几乎全部负担，并保护其储户；德国则选择了另外一个极端：通过有计划的通胀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这几乎洗劫了德国国内的中产阶级。莫罗显然希望做出一个适中的选择。

繁荣

看着他人变得有钱并不是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尤其是他们好像在一夜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变得有钱。因此，这些狂热的行为——股市的上涨、新的热点、对新时代的大肆宣传和佛罗里达房地产的买卖，不可避免地引起关于美联储是否需要做点儿什么来制止“投机者的狂欢”的争吵，“投机者的狂欢”这个词语在未来几年里失去了它本来的意思，但却变得非常流行。

胡佛来自艾奥瓦州的一家教会孤儿院，从斯坦福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他成了一名专业工程师。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他幸运地成了一位采矿事业的推动者，并且几乎走遍了全球的每个角落——从中国到德兰士瓦（Transvaal），从西伯利亚到育空（Yukon），从马来半岛到火地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开始为国家工作，这就是在1914年负责疏散在欧洲的美国人，此后他在威尔逊政府时期相继担任战争食品委员会主席和比利时援助署主席等职务。

梅纳德·凯恩斯称其为“唯一一个从巴黎回来还能让名声变好的人”。在被哈定任命为内阁大臣后，胡佛很快便依靠出色的组织能力从他那些无所作为的同事中脱颖而出。他具有很强的信念，似乎总有一股用不完的热情。

1925年秋天，胡佛开始公开干涉他的内阁同事们的差事，帕克·吉尔伯特曾开玩笑说“他是商务部长和其他所有部门的潜在部长”。他决定发起一场针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的运动。

对于米勒和胡佛来说，投机狂热的罪魁祸首就是本杰明·斯特朗。他们坚信，斯特朗压低利率用以帮助欧洲国家维持币值稳定的做法是造成美国资产泡沫的主要原因。胡佛曾是支持美国援助欧洲战后重建的重要人物，他当时视斯特朗为自己的好友，但现在他坚定地认为通过人为压低利率帮助欧洲的做法是错误的。用他的话来说，斯特朗已经在精神上变成了欧洲的附庸。

和当时的许多金融官员一样，斯特朗也非常担心股市过快上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在他给诺曼的信中充斥着对华尔街股价疯长的担忧。尽管他对股市的现状有些担忧，但他更关心身处华尔街底层的金融从业人员可能会因为美联储对市场的干预而遇到麻烦。在美联储成立以前，股票下挫和银行危机经常在华尔街出现：比如1837年、1857年、1896年和1907年。在斯特朗早年作为股票经纪商期间，他本人既是1896年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又参与了1907年金融危机过后金融秩序的重塑。

道威斯计划取得了异常的成功，事实上，它有点儿过度成功了。美国的银行家们相信，在道威斯计划的保证下，德国会尽快首先偿还对英法的战争赔款，因此他们纷纷热衷于把钱借给德国。在计划开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有大约15亿美元流入德国，这使德国在偿还了5亿美元战争赔款后仍然有巨额的外汇结余。这些结余中的一部分被用来重建工厂，但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经各州、市和直辖市政府授权后被用来建造游泳池、剧院、体育场甚至是歌剧院等。外国银行家借钱给德国的热情导致了很多草率的投资和浪费——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计划借款12.5万美元，却被借钱给它的投资银行说服，而最终借了300万美元。

美联储宣布降息后，两个强烈反对该项政策的人此时却都在忙于其他事务。米勒7月中旬离开美联储去加利福尼亚度假两个月，虽然此后他曾尽一切努力反对斯特朗的决定；胡佛则正好在南部对付密西西比的大洪水。8月，胡佛回来之后马上向美联储递交了一份议案，议案宣称“降息不是解决欧洲危机的答案”，“投机会给我们带来衰退”。胡佛同时向总统和梅隆部长提议干涉美联储的行为，但总统柯立芝更崇尚无为，他甚至被胡佛做分外事的行为给惹恼了。柯立芝曾说：“这个家伙不请自来地给我提了6年建议，这些建议全都非常糟糕。”最后，柯立芝还是以美联储具有独立性为由拒绝了胡佛的要求。

大萧条

从1922年到1927年，公司平均利润增长了75%，股市也随之大涨，但并不是每只股票都能在大盘走强的时候上涨。在20世纪20年代，股市好像被两股力量牵引着：一股是由纺织、煤炭、铁路这些传统行业组成的力量，它们正处于垂死挣扎期，煤炭已经逐渐被石油和电力替代了；另一股是以汽车、铁路为标志的新经济势力形成的力量，在这个新兴的市场中，汽车、无线电通信和家电消费成指数型增长。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布了近千家公司的市场表现，上涨和下跌的公司几乎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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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9年，全美国有200万—300万的家庭，即这个国家1/10的人口，把钱投入股市，乐此不疲。买卖股票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共同爱好，整个国家都沉醉其中。杰西·利弗莫尔等专业人士把这些股民戏称为“小鱼”。泡沫继续膨胀着，那些对专业知识懂得最少的人往往赚得最多，正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那些平时用技术分析跟踪股市的人总是落后于市场，判断也是错误的，而涌现在市场上的那些仅仅用耳朵来判断的投机者却是正确的。

1927年秋天泡沫开始。这时，最热衷于股市的城市非纽约莫属，连盛产暴发户的底特律也只能屈居第二，迈阿密和棕榈滩两个新兴的富裕城市紧随其后。股市的膨胀主导了纽约民众的生活，吞噬了所有的一切，正如刚到美国的英国记者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所说：“你可以谈论禁律，或海明威，或空气质量乃至音乐、房子，但最终你还是要谈到股市，这样这场谈话才显得有意义。”任何一个人如果怀疑目前繁荣的真实性，就会受到攻击，好像他亵渎了宗教信仰或不热爱祖国似的。

人们把股价越推越高，股票经纪公司的数量是原来的两倍还多，从1925年的700家激增到1929年的1 600家，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维尔、堪萨斯州的独立城、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托尼亚、艾奥瓦州的施托姆莱克、俄克拉荷马州的奇克谢，以及伊利诺伊州的沙博纳等地。办公室开始替代因非法经营而被关闭的酒吧——同样的旋转门、昏暗的窗户、配有红木沙发的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面鱼龙混杂、人头攒动，大家都紧盯着办公室前面的大屏幕上不断闪烁着的行情。人们总是追寻着下一个通用汽车公司，它的价值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20倍；或下一个美国无线电公司，它增长了70倍。报纸上到处都刊登着投机者一夜暴富的文章。

华尔街的老手总结出一条规律，如果连擦皮鞋的人、家庭佣人和职员都蜂拥入市，那么股市就快涨到头了。股票经纪账户的开户者来自各行各业，1928年春天，据当时的一则报道统计：“学校教师、裁缝、理发师、机械师、销售员、天然气装配工、电车司机、家庭厨师以及字典编撰者等都参与了进来。”投机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同时也是一名资深顾问，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连出租车司机都会告诉你该买什么股票，擦皮鞋的男孩在用擦鞋布和鞋油工作的时候，也会告诉你当天金融报道的头条，甚至连以前经常在我办公室门口晃悠的老乞丐也给我建议，我猜他可能把我和其他人给他的钱投进股市了，还有我的厨师也有一个股票账户。”

约有1/3的股市新手是女性，关于投资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女性杂志中，那时大家都在潜意识里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利”，这句话出现在1928年8月的《女性之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一篇文章中。文章的作者约翰·拉斯科布（John J.Raskob）刚刚成为通用汽车的财务主管，是正在筹建的帝国大厦的赞助人，他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任何人如果每个月投资15美元并将其回报进行再投资，那么在20年后将获得8万美元的财富。

起初，华尔街是个一贯鄙视女性的地方，那里的人认为女性“难以承受损失，唠唠叨叨……她们像骡子一样固执，像蛇一样小心谨慎，并且绝对是个该死的我行我素者”，所以对她们不理不睬。《纽约时报》甚至对这些新手所暴露出的特征嘲笑不已，认为她们缺乏记忆力、迷信，还容易上当受骗。但是，女性很快就成为市场中重要的一分子。纽约上东区第五街、麦迪逊或西区70街的百老汇的很多证券经纪公司纷纷设立机构专门为这些市场中越来越重要的客户提供服务。

当时，最大的投机者非比利·杜兰特（Billy Durant）莫属，他成为鼓吹牛市的第一人。这位通用汽车的创立者在百老汇第57街的高层办公室里专门研究动荡不安的股市，暗地里大肆买进，以便将大众的目光吸引到他所持有的股票上，抬高股价。当一群可悲的人坚定不移地扎堆买入时，他就赶紧脱手。比利·杜兰特如此频繁而大量地进行交易，以至于其交易要经过20个不同的经纪人才能顺利进行。他每年的交易费用就高达4亿美元，在欧洲时，他在大西洋彼岸的电话费据说每周就要2.5万美元。

由于美国的加息，纽约变成了一个大磁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资金，除了法国，每个欧洲国家都在阻止黄金流到大西洋彼岸。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即使“离华尔街十万八千里”的国家，其利率也在上涨，因为大家都在拼命攫取黄金。1929年2月，英格兰银行加息后利率高达5.5%，尽管当时的失业人数接近15万人。3月，意大利和荷兰也采取了相应的做法。德国仍处于严重的衰退中，在实施杨格计划时，其黄金储备也大为缩水，在此之后，德国将利率调高到7.5%。奥地利和匈牙利与德国更为相似，将利率提高到8%以上。7月，比利时也加入了加息的行列。

市场到目前为止表现得完全像个投机场所。随着交易的升温，人们前所未有地把目光集中到几家公司身上，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并且不再持有在长期内才有可观收益的股票。实际上，人们都疯狂地购买一些非常有前景的股票，比如蒙哥马利·沃德、通用电气和颇受人们青睐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这样，股市的均价继续上涨，在9月达到最高值，大多数个股在1928年年底突破历史最高点，或达到1929年年初的最高价格。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再创新高，但是在826只股票中只有18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一直保持上涨。大约有1/3的股票与其最高点相比下跌了至少20%。

9月5日下午两点，新闻专线报道，马萨诸塞州的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在韦尔斯利举行的美国全国年度商业会议上宣布：“我继续重申自己在去年和前年的这个时候曾讲过的话，市场崩溃迟早会来临……它可能会非常严重……美联储把银行放在了一个强势的地位上，却没有去改变人类的本性。一份详细的市场研究显示，上涨的股票正在减少。”他预测道指有可能会下跌60—80点——即下跌幅度在15%—20%，“工厂将会倒闭……工人将会失业……这个恶性循环将会全面发挥作用，并带来一场严重的商业萧条”。那天下午道指下跌了10点，下跌幅度在3%左右。
巴布森是一位有名的市场预言家，他创立了巴布森数据公司——美国最大的投资分析和商业预测提供商。这家公司每个月都会发布大量的图表来剖析个股、整体市场以及经济的表现。巴布森的预测方法建立在两个有些对立的观念之上：一个观念是经济的“起起落落”会“依据确定的规律”，这个观念源于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另一个观念是情绪是“造成商业循环的最重要因素”。
巴布森还有一些其他的更加离奇的想法。他在年轻时曾得过一场肺结核，因此他坚信新鲜空气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并时刻都将自己办公室的所有窗户敞开着。冬天时，他的秘书不得不全身包裹着羊毛大衣，穿着羊皮长靴，戴着连指手套，以至于在打字时不得不用一个巴布森自己特意发明的小橡皮锤子敲击键盘。他还是个严格的禁酒主义者，他认为牛顿物理学中的重力对人类是有害的；他还曾出版过一本名为《重力——我们的头号敌人》（Gravity—Our Enemy Number One）的小册子。

在巴布森的悲观预测之后，《纽约时报》在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那里找到了相反的观点。
费雪最初是一名数学家，之后他所做的贡献主要在货币和利率理论领域。和巴布森一样，费雪“也是只怪鸟”。他也曾经受到肺结核的折磨，虽然在患病时已经31岁了，但在疗养期间他成了一名忠实的素食主义者。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为了治疗失眠，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台奇怪的机器。他把这台机器连在自己的床上，并相信这样有助于入眠。他还是一名选择性繁殖的倡导者、美国优生学协会的秘书，他相信心理疾病源于牙齿和内脏的根部。和巴布森一样，他也是一名禁酒主义的狂热支持者，1929年，他甚至还写了两本书来阐述禁酒主义的经济利益。此外，和巴布森一样，他也很富有。他发明了一台机器用来储存指数卡——罗乐德斯名片簿（Rolodex）的始祖，并在1925年以几百万美元把这台机器的专利卖给了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到了1929年，他的身家超过了1 000万美元，他把所有钱都投入了股市。

以承认“没有人是完全正确的”作为评论的开端，费雪教授断言：“股价并没有过高，华尔街将不会经历任何类似灾难的事情。”作为市场的“高材生”，他将自己的评估建立在未来将会和近期刚刚经历的情形非常相似这一假设上，并认为正像过去5年里那样，利润将会以超过10%的速度继续增长。人们相信数学家们能够凭借其有缺陷的模型击败市场，但这种想法其实是个陷阱，巴布森所依赖的那些简单的权益定价技术（比如断定股价会紧跟分红而变化）显示，股价被高估了30%—40%。

最初，虽然市场在巴布森发布对后市看法的当天大幅下跌，但第二天，当市场认为费雪的“甜药酒”好于巴布森的“苦药”时便出现了反弹。巴布森由此获得了一个新外号——“失败的预言家”，他被华尔街反复嘲笑，甚至还被《商业周刊》调侃为“弱智的巴布森”。9月，巴布森和费雪这两个新英格兰的古怪家伙在为成为市场的中心人物而争斗，每次只要其中一个人的话被引用，媒体总会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反驳意见。

在危机之后的几周里，被弄得晕头转向的金融媒体努力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这次损失惨重——总共有500亿美元市值蒸发，大约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但出乎意料的是，许多文章都还满怀希望，把这次危机称作“繁荣的恐慌”。《纽约世界晚报》（New York Evening World）甚至说发生恐慌只是因为“基本面状况如此之好”，以至于使投机者有了“疯狂的理由”，从而制造了泡沫，为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
《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评论说，股市崩溃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再小不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可以和华尔街区分开。

没有哪个艾奥瓦州的农民会因为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股价暴跌而把手里的邮寄订单撕碎；没有哪个曼哈顿的家庭主妇会因为统一天然气（Consolidated Gas）跌到100美元而把水壶从炉子上拿走；更没有谁会因为通用汽车的股价比最高价下跌了40%而把汽车留在车库里。

实际上，《商业周刊》从一开始就是股市投机的直接批评者，它更进一步评论说，在带来混乱的泡沫破灭之后，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甚至比以前还要好。
在过去6年里，美国商业把它相当大的一部分注意力、能源和资源分配给了投机游戏……现在，无关的、外来的、有风险的冒险已经结束，商业已经重新回到正轨，而且毫发无损，财务状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

事实上，危机对美国的直接影响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大很多。工业生产在10月下跌了5%，在11月又下跌了5%。失业人数在1929年夏天维持在150万人左右，大约是劳动力总数的3%，而到1930年春天，失业人数上升到了300万人。这个国家对华尔街变幻莫测的行为有着太多感情性的投资，这就使得股市崩溃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在昂贵产品的消费需求上：汽车、收音机、冰箱以及其他新产品都处于经济繁荣增长的中心地位——美国全国的汽车注册数量垂直下跌了25%，纽约的收音机销售额下降了一半。

这次股市崩溃之后，最喜欢处理紧急事件的胡佛总统投入到行动中。他是白宫历史上最勤勉的总统之一，经常在办公桌旁从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在一个月内，他的团队推进了公共设施建设的扩张，并向国会提交了将所得税削减1%的提案。联邦政府的规模在那个时候还很小——总开支为25亿美元，只占GDP的2.5%，财政政策的效果只相当于注入区区几千万美元，因此胡佛只有尽力做好为经济发展加油鼓劲的“啦啦队队长”的角色。

不幸的是，这个角色不太适合他，他是那么的害羞、不自信并且呆板，在众人面前他无法表现得轻松自如，也无法适应身边围着很多人为他呐喊。他还“天生抑郁”，根据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的描述：“他是个在任何状况下总是会看到悲伤一面的天生的悲观主义者。”由于无法激发他人的信心和乐观情绪，根据《国家》杂志（Nation）的报道，他“试图通过祈祷来祈求鬼神给予繁荣”，以使情况向好的方面发展。

最后，当实际情况和胡佛的预测不符时，他开始进行掩饰。他频繁地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就业率已经在上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口普查局和劳工部这些负责统计失业数据的机构承受了被要求捏造数据的巨大压力。一位专家在对行政官员试图修改数据的行为感到厌恶后，选择了辞职。最后，劳工统计局局长在对上级关于失业率的官方陈述持公开反对态度后，也被要求提前退休。

和胡佛相反，财政部长梅隆甚至连假装进行这种口头上的鼓劲也不愿意。他的观点是，亏损的投机者“自己活该”，他们应该为缺乏思考的行为付出代价，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会按照经济本身的情况复苏。他指出，最好的政策是：“清算劳动力、清算股票、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这将清除系统中的腐朽……人们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过着更加有道德的生活。价格会做出调整，有进取心的人会从能力欠缺的人那里捡起他们的残骸。”

一个近乎把梅隆的清算建议铭记于心的群体是苏联人。1930年，出于对外汇的急切需要，苏联政府秘密决定把最宝贵的艺术品便宜卖给自己的资本主义敌人。对梅隆来说，这种以甩卖价买到艺术收藏品的机会一生难求，他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在与柏林、伦敦和纽约的艺术品商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后，梅隆买到了20幅油画名作。每一幅作品的买卖都像是从事间谍活动。购买这些油画的钱首先汇给柏林的一位商人，这位商人再把这笔钱存入一个锁定的账户并支付其中的10%给苏联人。同时，这些油画被秘密地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转移出来。为了进行掩饰，这些油画外面的油彩也做了修改。然后，这些油画在一个秘密地点进行交接，再用船运往柏林，接着运到美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1930年到1931年初的几个月里，财政部长花了差不多700万美元买下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最著名的一半以上的油画。这些油画中包括拉斐尔的《阿尔巴圣母》、提田的《照镜子的维纳斯》、波提且利的《博士来拜》、伦勃朗的《土耳其人》以及凡·埃克、凡·代克和霍斯的几幅作品。

这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次艺术品交易。梅隆将经济政策这些世俗的东西留给副手奥格登·米尔斯，自己则完全投入到这笔交易中。1930年9月的某一天，他和一个艺术品交易商讨论得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让一群银行家等了两个小时。

1930年初，在经济出现短暂的复苏后，美国突然抽回了对欧洲的投资，只留了无关痛痒的一丁点儿。美国银行家们因厌恶风险而开始变得很小心，他们声称很难找到有信誉的借款者，于是开始缩减开支。由于美国经济的衰弱和在1930年6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指引下制定的较高进口关税，美国出现了国内资本需求不足和对欧洲商品需求萎缩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欧洲只能用黄金来购买进口商品、服务以及偿还债务。1930年期间，总共有3亿美元的黄金从大西洋彼岸被运送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

法国货币宽松与黄金涌入

然而，法国源源不断的黄金流入破坏了世界的稳定，它是唯一一个幸免于这场世界经济大灾难的欧洲国家。埃米尔·莫罗的战术是保持法郎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样法国的商品就有了价格优势。因此，这个国家的经济在1929年和1930年期间运行得很好，那些寻找安全投资的资本开始像洪水一样涌入法国，仅在1930年就流入了5亿美元的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向被银行家视为不负责任与行为可疑的法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的避风港，这也成为当时令人惊叹的一种讽刺。到了1930年末，加上法兰西银行增持的10亿美元的英镑和美元存款，法国的黄金储备已经非常庞大，高达20亿美元，是英格兰银行的3倍（如图18-1所示）。法国政府前几年还在指责国际货币“投机者”给国内带来了灾难，而现在他们却开始和这些投机者一样运用高超的智慧来增强获取选票的自信心，他们的自信在对经济的管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0年夏天，巴黎依然游人如织，商业像春天般充满朝气，各种法国名店迅速扩张。而它的邻国却呈现出一派截然相反的景象：德国有450万人在领取政府救济金，英国有200万人，而法国只有19万人。当世界其他各国的物价向落石一样直线下跌时，法国的物价却继续上涨。

在埃米尔·莫罗管理下的法兰西银行已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过多的黄金会导致货币的扩张，造成通货膨胀，因此莫罗阻止了黄金继续流入国内。随着世界商品价格的狂跌，这种举动似乎很奇怪，但却显示了莫罗和其他法国官员在1924年和1926年的货币危机期间所受到的伤害有多深。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很多本应该流入法国的黄金其实正在伦敦放着。当时的金块是一个边长为17英寸的立方体，每块大约有1吨重。由于要支付高额的保险费用，各国中央银行不会用船把黄金运到另一个几百英里远的国家，而是让它们继续待在金库里，在金块上做好标记，并简单地登记所有权。

英国黄金储备的减少以及法国和美国黄金储备的增加是这样完成的：一群人走进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把一块块的黄金搬到一辆装有橡胶轮胎的小木板车上，推30英尺穿过一个房间后再卸下它们，然后给它们贴上一些标签，表示这些黄金已经归法兰西银行或美联储所有。
金库的一边黄金突然猛增，而另一边却严重短缺，这导致全球被迫在信贷上逐步采取紧缩措施。迪·阿伯伦勋爵对此愤慨不已，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驻德国大使，现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兼政治家。他愤怒地说道：“这次衰退是历史上最愚蠢和最不应该的。”

美国银行倒闭

1930年秋天，纽约金融界上层传言美国银行可能陷入危机，因此美联储试图让它和纽约其他犹太人控股的银行进行合并，其中包括制造商信托银行（Manufacturers Trust）、国民公共银行（Public National Bank）以及国际信托公司。这场交易要求伯纳德和他的追随者辞职，承担管理失误的责任。尽管如此，金融界对伯纳德仍然十分不信任，没有人肯相信他的账目，这场交易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筹划阶段，12月10日晚上，所有知名的华尔街巨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J. P．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大通国民银行的艾伯特·威金、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以及其他的纽约银行巨头们，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2层的会议室里进行讨论，希望能达成一揽子的拯救计划。到晚上8:30时，他们即将达成协议，哈里森也已经开始准备他的新闻发言稿。为了拯救这家银行，他们必须共同出资3 000万美元。但是在最后一刻，几个关键的银行家犹豫不决。

这些银行家都读过沃尔特·白芝浩在19世纪写的经典小说《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这部作品描述了后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格兰银行是如何控制金融危机和恐慌情绪的。
白芝浩认为，在正常时期，中央银行应该遵守教科书上规定的金本位制度，信用扩张要牢牢依据黄金储备量来进行。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就应该把书本上的规则统统扔掉，进行“随意、大胆的贷款，这样公众才会觉得你打算继续下去”。正如他所指出的，“根据你不会不知道的科学原理，恐慌……是一种情绪问题”。换句话说，一家中央银行必须注入充足的货币来满足公众对现金和资产安全的需求。
白芝浩同时也给出了警告。尽管他主张在恐慌时期中央银行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出贷款，但前提是银行只是面临短暂的流动性短缺，而绝不是真正的破产。而这个时期美国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资金短缺，而是完全没有偿付能力，没有能力履行义务。
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在讨论中还有另外一个对美国银行见死不救的原因：伯纳德不是一般的犹太人，而是声名狼藉的那种人。华尔街的清教徒和犹太人之间一直存在分歧。像库恩雷波、雷曼兄弟、J. W．墨利格曼（J. W. Seligman）这样的公司自认为是“我们的团体”、德国犹太人的精英，而对于所有像杰克·摩根这样的被社会尊敬的金融巨头们而言，他们持有反犹太的狭隘观念。12月10日聚在一起的这些华尔街绅士们，很难掩饰对救助像伯纳德这样的犹太人的厌恶之情。伯纳德只是下东区的一个服装出口生产商，经营着一家银行，据托马斯·拉蒙特的儿子汤米所说，这家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外国人和犹太人”。J. P．摩根的合伙人拉塞尔·莱芬韦尔指出：“这家银行的主要客户是犹太商人，这些人没有多少钱，教育程度低下，针对他们开展的业务难以管理。”

当负责美国银行纽约支行管理的约瑟夫·布罗德里克（Joseph Broderick）知道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坚持要参加这次会议。这些银行家们对他的态度很尖锐，让他在外面等到凌晨一点钟才允许他进来。他后来说：“我告诉过他们，美国银行在纽约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在这个城市里它服务的人群是最多的，它的倒闭会影响很多小银行，我担心它将引爆这个城市的金融体系。”布罗德里克提醒这些高管们，只需要两三个星期“他们就可以拯救纽约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其中的基德–皮博迪投资银行成立于1865年，由波士顿的绅士们经营着，因这次危机的影响也出现了挤兑潮。在其他银行，意大利政府不得不在1930年从J. P．摩根和大通国民银行提出了1 500万美元。

尽管会议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上，布罗德里克仍说服不了少数几个倔强的人改变他们的想法。美联储认为它可以为美国银行设置一道防火墙，以防止问题蔓延，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就把这家银行关闭。布罗德里克之后在出庭作证的时候说：“我警告他们正在犯一个纽约银行史上最大的错误。”伯纳德和他的副手们在审判后被定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布罗德里克因没有及时关闭这家银行而遭到指控，并被判入狱，但这个案子的初审结果被推翻，二审后他被无罪释放。

储户们被这次重大的倒闭事件震惊了，他们开始对于把钱存到哪里变得越来越谨慎。因为不能分辨银行的好坏，他们便把所有的存款从各家银行取出。刚开始，这只是一场小风波，在这两家银行倒闭后的几个月里，整个银行体系共被提取了4.5亿美元，还不到存款总额的1%。
然而，由于银行的独特经营模式，这样的取款会造成负面的乘数效应。为了尽可能保持流动性和贷款组合的大致平衡，银行必须做到在取出一美元现金的同时能收回3—4美元的贷款。同时，当它们收回贷款时，借款者必须从其他银行取出相应的存款。这种效应将使得银行对流动性的争夺蔓延到整个银行系统。在这种氛围下，所有银行都必须建立现金储备来保护自己，这样它们就要收回更多的贷款。1931年6月至7月，银行信贷萎缩了50亿美元，相当于未到期的贷款投资的10%（如图18-2所示）。

美国银行的信贷危机始于1931年。在度过了一个平静的春天之后，1931年5月，银行挤兑潮再次升温。一家芝加哥郊区的房地产公司破产，导致芝加哥30多家银行的6 000万美元存款被提走。到了夏天，危机蔓延到托莱多市的每一家大银行，其中只有一家没有破产，而唯一幸存的这家银行是因为获得了克利兰夫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1 100万美元的现金救助。整个城市70%的存款被冻结，零售业濒临瘫痪，甚至连刚刚获得美国网球公开赛参赛权的因弗内斯高尔夫俱乐部也关门了。
美联储的官员们都充分认识到了金融体系的危机——货币囤积、银行破产事件不断增加、银行惜贷现象严重、物价以每年20%的速度下跌，然而他们还不能把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梅耶要求制定一个更激进的政策，连习惯和别人唱反调的阿道夫·米勒也同意了他的观点，但美联储没有多少制定这些政策的权力。
同时，一些本来可以采取行动的美联储官员现在却望而却步了。很多陷入麻烦的银行，尤其是那些小银行，并非是美联储的成员——美国全国有2.5万家银行，只有一半是联储成员，但它们的存款数额占到了全美国的3/4。尽管那些非联储成员的银行影响着美国全国的信贷供给，但成员银行的高管们却认为他们并没有拯救非成员银行的义务。
这些高管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大约一半的银行所面临的巨大贷款损失，它们可能最后会像美国银行一样破产。地方管理者决定按照巴杰特的方法只贷款给“好的”机构，而且他们认为支持濒临破产的银行将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所以他们决定让它们自生自灭。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破坏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并且会导致美国信用体系的僵化。

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有个过于单纯的看法：经济萧条和价格的下跌联系紧密，因此只有价格开始上涨，经济才能复苏。他的顾问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他颠倒了因果关系——价格的上涨是经济复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其实，他们说的都不完全正确，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联系，原因和结果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诚然，在经济萧条的初始阶段，经济的崩溃确实使得价格开始下跌，而经济一旦复苏起来，不断下跌的价格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在经济萧条阶段，如果提高实际的借贷成本就会打压投资的积极性，造成经济活动进一步恶化，由此，结果变成了原因，而原因演变成了结果。罗斯福不可能把这中间所有的关系都弄明白，但他有自己的一个直觉上的理解：经济整治的关键在于扭转通货紧缩，他始终坚持认为解决经济萧条问题的办法就是使价格重新上涨。

罗斯福使美元脱离黄金的政策撼动了整个金融世界。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黄金储备的大国为何要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这看起来很荒谬。著名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在谈到这项举措时说：“这一离谱的举措不容辩解，只能被当作暴民统治政策执行。也许整个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我认为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比法国大革命更激烈的革命之中。”

自那个春天开始实施贯穿整个经济的银行挽救计划并引起第一轮巨变以来，美元脱离金本位制度又带来了第二轮戏剧性的改变。在政府可能发行无抵押货币的威胁下，哈里森采取行动，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向银行注入4亿美元巨资。重拾信心的银行、一个崭新而积极的美联储以及看起来倾向于抬高物价的政府三者之间的联合打破了通货紧缩的心理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改变已经发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批发价格上涨了45个百分点，而股价则飙升了90个百分点。伴随着价格的上涨，借贷的实际成本骤然下跌。重型机械的新订单增加了100个百分点，汽车销售上涨了200个百分点，总体工业产值飙升了50个百分点。

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机构间委员会财政部门的主要代表，怀特比包括总统在内的其他任何一个官员所掌握的机密情报都多，他把包括美国对苏联的金融援助计划在内的全部美国金融政策机密都传给了苏联情报局；他还通过拖延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此外，他还安排美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供了一个当协约国占领德国时所发行的货币印版的复制品，这使得苏联可以随时印刷美国货币来为自己融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活动最终被曝光，但怀特仍然坚称自己不是苏联间谍，他说他既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接受苏联方面的任何钱财，他只代表着美国的最高利益，他相信美国、苏联和协约国在那时应该是目标一致、团结一体的。直到1942年，都没有人知道他之前的那段秘密生活。

两年后，凯恩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1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怀特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但是在1947年，他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于是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被迫辞职。第二年，惠特克·钱伯斯公开指认怀特为苏联间谍。怀特在反美内务委员会活动之前被要求出庭作证，但就在出庭作证后的第4天，即1948年8月16日，他的身体也彻底崩溃，最终因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6岁。
然而，这两个人的伟大贡献，也就是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成功地维持了30年之久。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它还使得全球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新繁荣起来。在这段时期，没有爆发任何经济危机，这一时期也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之一。